一直到八月底，我们死难的同胞还能勉勉强强被送到最后的归宿，虽然谈不上体面，至少还算有点章法，当局也就心安理得，总归尽职尽责了。不过，必须稍微提前谈谈后来的局势，才能介绍一下当局不得不采取的极端手段。实际上，从八月起，鼠疫就保持着高压态势，死难累积的人数，大大超出了我们小小公墓所能接纳的容量。即便拆掉部分围墙，扩出来地段埋葬死者，也还是杯水车薪，必须从速另谋良策。起初决定夜间埋葬，这就一下子省了许多麻烦，不必有所顾忌了。救护车里可以越来越多堆放尸体了。不料还是被一些行人看到了，他们在宵禁之后，不顾任何法令，还迟迟在城郊街区游荡（或者一些去上班的人），有时就遇见一长列白色的救护车疾驶而过，夜晚冷清的街道回响着低调的车铃声。急匆匆地，尸体全被扔进坑里，不待晃动的死者静止下来，一铲铲生石灰便扔下去，砸在他们的脸上：坑越挖越深，泥土掩埋的尸坑已不辨姓名了。

然而，时过不久，又不得不另寻出路，扩大地盘。省政府一个决定，就剥夺了墓主的永久居住权，遗骸挖出来送到火葬场。紧接着，死于鼠疫的人也都送去火葬。于是，又得起用东城门外的旧焚尸炉。守卫的岗哨设置到更远的地方，好在市政府的一位职员提出建议，利用现已弃置的沿海岸悬崖行驶的有轨电车运送尸体，这就大大方便了当局的工作。为此，电车的机身和车身内部进行改装，拆除全部座位，同时轨道改线延长，焚尸炉也就成了终点站。

整个夏末那段时间，秋雨连绵，每天深夜就能看见一辆辆没有乘客的奇特有轨电车，沿着海岸峭壁摇摇晃晃地行驶。居民终于知道了那是怎么回事，尽管有巡逻队禁止闲人走上峭壁的路段，三五成群的人还是溜进俯瞰大海的岩壁之间，往经过的电车上抛鲜花。因此，在夏夜里，还能听见满载鲜花和尸体的电车咕隆咕隆行驶的声响。

每天凌晨前后，至少最初几天，一片令人作呕的浓烟笼罩了东城街区。医生们一致认为，这种烟雾气味固然难闻，但是不会危害任何人。然而，这些街区的居民则坚信，鼠疫能乘烟雾空降袭击他们，当即威胁要迁移；当局只好建造复杂的管道系统排烟，总算让居民平静下来。只是大风天，从城东刮来一股似有若无的气味，还提醒他们身处一种新的生存境况，每天夜晚，鼠疫的烈焰都在吞噬它的作品。

这正是瘟疫的最严重后果，所幸随后疫情没有再加剧，否则可以想见，我们各个行政机构的才干、省政府的措施，甚至焚尸炉的焚化能力，也许都应付不了局面了。里厄知道，已有万不得已的预想方案，如抛尸大海，也不难想象，尸体投下蓝色海面所溅起的巨大浪花。里厄也同样知道，统计数字如果继续上升，再怎么出色的组织也必定一筹莫展，省政府的措施就等于一纸空文，染病的人就会死在尸堆上，腐烂在街头，全城有目共睹，眼看着垂死者在广场上紧紧揪住活人不放，那种举动混杂着合乎情理的仇恨和愚昧透顶的希望。

不管怎样，正是这种明显的事实，或者这种直观的感受，维系着我们同胞的流放感和离别感。在这方面，叙述者也完全清楚，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引人入胜的东西可以报道，该有多么遗憾，譬如类似老故事中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不同凡响的行为。须知最不引人入胜的事情，莫过于一场灾难了，光是持续较长时间这一点，大灾大难就够单调的了。鼠疫流行的那些可怕的日子，在经历者的记忆中，不像大火那样壮观而又残酷，倒像无休无止的来回践踏，所经之处一切都碾得粉碎。

不，这场鼠疫跟里厄大夫的想象不可同日而语，绝非瘟疫初起时萦绕他头脑的那种激情澎湃的壮观景象。首先，这场鼠疫运行良好，如同一种谨慎而无可挑剔的行政管理。因此，顺便说一句，叙述者的态度倾向于客观，以求杜绝歪曲事实，尤其杜绝昧良心的话。他几乎不肯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仅仅照顾到叙述大体连贯的基本需要。正是这种客观性本身指导他现在要说，那个时期的巨大痛苦，最普遍又最深重的痛苦，如果说是生离死别的话，重新描绘鼠疫的那个阶段，如果说在思想上是责无旁贷的话，那么这种痛苦本身当时就丧失其感人的特点，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的同胞，至少是那些受离别之苦最深的同胞，是否习惯了那种境况呢？断言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恐怕不完全准确。若是说在身心两方面，他们都饱受枯槁之苦，也许更加确切些。鼠疫流行的初期，他们还能清楚地记得失去的亲人，并且时时缅怀。然而，如果说他们能清晰地回忆起心上人的音容笑貌，回忆起始自哪一天，他们开始铭记心上人的幸福时光，那么他们却想象不出就在他们思念的此时此刻，对方远在天涯可能在做什么。总而言之，那一阵子，他们记忆力很好，但是想象力不足。到了鼠疫的第二阶段，他们也同样丧失了记忆力。倒不是说他们忘记了那副面容，而是说那不再是有血有肉的面容——其实这是一码事，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看不见了。于是，在头几个星期，他们就喜欢抱怨在情事爱意中，他们只能跟影子打交道了，继而又发觉，这些影子也还能变得更加干瘪，乃至连残留在记忆中的那点色彩也化为乌有。这样，长久别离到头来，他们再也想象不出曾耳鬓厮磨的这种柔情蜜意了，也想象不出怎么可能有个人曾经生活在身边，他们随手就能触摸到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才算步入了鼠疫的法则，而这种法则越是平庸就越有效力。我们中间再也没人满怀豪情壮志了。所有人的感受都十分单调。“这种状况也该结束了。”我们的同胞总这样讲，也是因为在大灾期间，盼望集体受难结束完全是正常的，而实际上这也是人心所想所愿。不过，这种愿望讲出来，已没有了初期那种火辣或尖刻的情绪，只有我们还清楚的那几点可怜巴巴的理由。头几个星期所表现的那种激愤，已被一种沮丧的情绪所取代，而这种沮丧情绪，认作听天由命恐怕有误，但也不失为一种暂时的默认。

我们的同胞已经随和顺从了，可以说已经适应了，只因不如此也别无他法。自不待言，他们对不幸和痛苦还有自己的态度，但是感觉不到椎心泣血之痛了。况且，就拿里厄大夫来说，他认为这恰恰就是不幸，安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从前，相分离的人算不上真正的不幸，他们的痛苦中还有一点灵光，而现在这种灵光也已然熄灭了。现在，无论在街头巷尾，在咖啡馆还是朋友家中，看他们那呆呆的、心不在焉的样子，看他们眼中那种百无聊赖的神色，就会明白正是借助于他们，整座城市就堪称一座候车大厅了。至于那些有职业的人，他们做事也按鼠疫调整了步调：谨小慎微而又无声无息，人人都低首下心。相暌违的人，第一次打消了心理障碍，跟人谈谈在异地他乡的亲人，并且使用大众的语言，还以瘟疫的统计数字的角度来审视他们的别离。在此之前，他们避之犹恐不及，绝不肯将自己的痛苦跟不幸混为一谈，可是现在，他们却接受了这种混淆。他们没了记忆，也没了希望，就立足于当下了。其实，在他们眼里，一切都变为当下了。实话实说，鼠疫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甚至剥夺了友爱的能力。因为，爱要求一点未来，而我们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

当然，这一切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即便分离者真的都到了这种地步，也还应该补充一句，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时落到这种境况，因而一旦确定了这种新的姿态，由于灵光闪现，猛然醒悟，这些病态的人又重获一种更为时新、更为痛苦的敏感性。于是，分心消遣的时刻就有必要了，他们在这种时刻，就当鼠疫已经结束，拟订了某种计划。他们一定得有点运气，意外地感到了毫无来由的一种嫉妒的咬噬。另一些人也会找到忽然再生的感觉，一星期里有些天脱离麻木不仁的状态，当然是星期天，还有星期六下午，因为那时候亲人在家，这两个日子总是用来做习惯性的活动。再不然，到了暮晚时分，一股忧伤涌上心头，向他们警示，但是并不总能得到证实，他们即将恢复记忆了。对信徒来说，傍晚正是反省的时刻，而这一时刻，对于囚徒或者流放者特别难熬，只因他们内心空虚，毫无反省的依据。一时间，他们恍若身悬半空，继而，他们又返回麻木状态，禁锢在鼠疫的淫威之中。

大家已然明白，这就等于放弃他们最为个性的方面。鼠疫初起那段时间，他们为一大堆自己十分看重的小事而苦恼不堪，生活中丝毫也不关心他人，只一味体验着个人生活；现在则相反，他们的兴趣完全放在别人感兴趣的事情上，头脑里只有公众的想法了，就连他们的爱情，在他们的心目中，也化为极抽象的面貌了。他们自暴自弃，完全听任鼠疫的摆布，有时甚至但求长睡不醒，还不由自主地想道：“腹股沟淋巴结炎，赶紧完蛋！”其实，他们已经处于睡眠状态，而整个这段时间，无非就是长眠。全城尽是醒着的睡眠者，他们难得有真正逃脱自己命运的时刻，只是寥寥数次，他们看似愈合的伤口，在夜间突然又开裂了。他们猛地惊醒，漫不经心地摸了摸创伤，恼怒地咬起嘴唇，刹那间重温了猝如新创的伤痛，同时又见到心爱的人惊慌失措的面孔。到了清晨，他们又回到灾难中，亦即复归抱残守缺的状态。

不过，有人会问，这些相暌违的人究竟像什么样子呢？说起来很简单，他们什么也不像。如果爱这么讲也行，他们像所有人，一副完全普通的模样。他们冷漠，躁动不安，跟全城协调一致。他们丧失了批评意识的表象，同时却获取了冷静的表象。譬如说，可以看到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也佯装跟所有人一样，在报纸上或者无线电广播里寻找理由，相信这场鼠疫很快就会结束，表面上还构思虚无缥缈的希望，或者读到一名记者闲得无聊，打着呵欠随手写的评论，就毫无根据地感到恐惧。除此之外，他们喝啤酒还是护理病人，终日懒洋洋的还是忙得疲惫不堪，整理登记卡片还是放放唱片，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别的差异了。换言之，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不再有所选择了。鼠疫已消除了价值判断。这种情况可见之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注重购买的衣服或食品的质量了。大家都全盘接受一切了。

最后，可以这样说，分离的人没有了起初他们赖以自保的这种特权。他们已经丧失了爱情的自私性以及从中获取的益处。至少是现在，形势已明朗：这场灾难殃及所有人。我们所有人，在城门口响起的啪啪枪声中，在印戳一下下敲出我们生死的节奏中，在一场场大火和一张张卡片中，在恐怖和行政手续中，我们都注定死得颜面尽失，但是登记在册，在滚滚的浓烟和救护车悠缓的铃声中，我们都啃着同样流放的面包，都无意识地等待着同样忧心惨切的相聚和安宁。固然，我们的爱始终还在，但是派不上用场，成为负担，死沉死沉地附在我们身上，如同罪恶和刑罚那样的不毛之地，完全化为一种毫无前景的耐性，一种执拗的等待。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有些同胞的态度，能让人联想到本城各处食品店门前所排的长队。同样，安于现状，同样，隐忍不言，既遥无尽头，又不抱幻想。这种感受还必须提升上千倍，才谈得上离别之苦，因为那是另一类饥渴，可以吞噬一切的饥渴。

不管怎样，假如想要准确把握本市相暌离者的精神状态，就必须再度回顾那些恒久不变的金色黄昏：在尘土飞扬中，暮色降临这座无树木的城市，正当男男女女拥上大街小巷。因为，那景象十分奇特：平屋顶晒台仍然沐浴在残照中，但是升上去的不再是往常构成市井语言的汽车和机器的轰鸣，而仅仅是嘈杂的脚步声和低沉的话语，那是在沉重的天空里，成千上万双鞋按照瘟疫呼啸的节奏痛苦地移动，总之是无休无止的踏步，汇成令人窒息的声响，渐渐充斥全城，而且夜复一夜，赋予盲目的执着最忠实、最沉郁的声音，于是在我们心中，这种执着替代了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