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万圣节非比寻常。当然了，气候还是随着时令，突然变天了，迟滞的炎热一下子让位给凉爽的天气。跟往年一样，现在刮起冷风，而且持续不断。大片大片乌云，从天际一边奔向另一边，阴影遮住房舍，单等乌云飞过，十一月天空的金色冷光重又投到这些房顶。头一批雨衣已经上市。不过，大家注意到，光亮的胶布雨衣数量奇多。其实，报纸早就报道过，据说两百年前，法国南方鼠疫大流行期间，医生们穿上油布衣服以防传染。各家商店趁机倾销库存的过时服装，人人争购，希望穿上这种防护服。

不过，时序嬗变的这些征象，不能令人忘记公墓冷冷清清的景象。往年这个日子，有轨电车里充满菊花的没有香气的味道，妇女则成群结队，前往亲人安息的墓地，给他们的坟墓布满鲜花。一年漫长的岁月，逝者都在孤独和被遗忘中度过，而这一天，正是活着的人试图给死者做些补偿。然而，这一年，谁也不愿意再思念死者了。恰恰是因为已经想得太多了。今非昔比，不再是怀着些许遗憾和无限忧伤来扫墓。死者也不再是被冷落的孤魂，亲人每年有这么一天，来到墓前诉说辩解一番。他们成为不速之客，闯入想要忘记他们的人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年的万圣节，可以说为人避讳了。科塔尔就说，现在天天过万圣节——塔鲁倒认为，他的言辞越来越尖刻了。

千真万确，鼠疫欢快之火，在焚尸炉里越烧越旺了。日复一日，死亡人数也确实没有增加。但是，鼠疫到达高峰，似乎筑成安乐窝，每天杀戮的人数，像一个称职的公务员的工作那样，准确无误而又均衡了。依权威人士之见，原则上，这是个好兆头。在疫情图表上的曲线，先是不断上升，后来沿水平延长，这在一些人，例如在里夏尔大夫看来，还是差强人意的。“这图表趋势不错，好得很嘛。”里夏尔大夫说道。他认为疫情已经达到他所说的水平线了。从此往后，只能是往下降了。这种变化，他归功于卡斯泰尔新研制出来的血清。新血清确实取得了意外的成效。老卡斯泰尔也不表示反对，但他认为，其实还无法做出任何预判，瘟疫的历史就出现过意料不到的反弹。省政府早就渴望平抚公众的情绪，但是鼠疫总不给机会，这次就打算召集医生开会研讨，请他们写出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不料就在这节骨眼上，里夏尔大夫也让鼠疫夺走了性命，而这恰恰发生在疫情水平发展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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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例当然令人震惊，但是毕竟说明不了什么，省府当局面对这一变故，又回到悲观的态度上，这跟先前要采取乐观态度同样失于轻率。卡斯泰尔本人倒是兢兢业业，一门心思研制他的血清。不管怎样，公共场所无不改成医院或者检疫隔离所，而省政府大楼之所以没有轻易改动，也是因为总得保留个开会的场所。不过，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疫情相对稳定，因此，里厄所做的组织安排还能应付裕如。医生和护理人员已经尽了全力，没有被迫想方设法做出更大的努力。他们只需保持常态，继续做好这种可以说是超人的工作。已经有所表现的肺鼠疫形态，现在蔓延到本市各个角落，就好像大风点燃并吹旺市民肺里的大火。患者大口大口吐血，丧命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现在受感染的危险剧增，则是瘟疫的这种新形态所致。其实，在这一点上，专家们始终各持己见。但是，为了进一步防护，卫生防疫人员依旧隔着消毒纱布口罩来呼吸。尽管乍看起来，疫情很可能还要扩展，但是，腺鼠疫的病例却在减少，总体尚能持平。

然而，由于食品日益短缺，还可能在其他方面引起忧虑。投机活动猖獗起来，一般市场紧俏的生活基本食品，有人以天价倒卖。这样一来，穷苦人家生活就异常艰难，而富有家庭几乎什么也不缺少。按说，鼠疫司职不偏不倚，卓有成效，本可以在我们同胞的心中强化平等，不料正相反，它通过自私心理的正常作用，在人心中加剧了不公正的感受。当然，最后还有无可挑剔的平等，即死亡，但是这种平等，谁也不愿意争取。穷人饱受饥饿之苦，自然更加怀旧，想到毗邻的城镇乡村，那里生活很自由，面包也不贵。既然不给他们饱饭吃，他们就颇不理智地觉得，应该放他们离开。于是，一句口号终于流行起来，有时在墙上就能读到，还有几次在省长经过的路上有人喊出来：“不给面包，就给空气！”这句带有嘲讽意味的口号，也成为示威游行的信号：几次游行被迅速镇压下去，但是其严重性质则有目共睹。

各家报纸接到指令自然服从，不惜一切代价宣传乐观精神。读这些报纸，那便是民众表现出来的“平静而镇定的动人典范”，标志着当前形势的特点。可是，在一座封闭的城市里，就毫无秘密可言了，谁也不会误解全城居民表现出来的“典范”。至于报纸上所谈的“平静而镇定”，要想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只需走进当局所组建的一处检疫隔离所，或者一个隔离营就行了。当时，叙述者恰巧被调往别处，不了解那些营所的情况。因此，他讲到这里，只能引述塔鲁的见证。

塔鲁在笔记中，确实论述了一次参观：他和朗贝尔一起去看了设在市体育场的隔离营。体育场坐落在城门附近，一边挨着有轨电车行驶的街道，另一边则是一大片空地，空地一直延伸到城池起建的高地边缘。体育场四周通常筑起水泥高墙，只要在四面进出口设置岗哨，就很难逃离。同样，有围墙阻隔，外面的好奇者也难以进去打扰那些接受检疫隔离的不幸者。反之，隔离在里面的不幸者，终日看不见，却能听到驶过的一辆辆有轨电车，从伴随电车的更加喧闹的声音，就能猜出是办公室上下班的时间。他们由此得知，生活把他们排除在外，但是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仍然继续，只是由水泥高墙隔成两个世界，彼此陌生的程度，不亚于身处不同的星球。

那是个星期天下午，塔鲁和朗贝尔选定时间前往体育场。陪同他们的那个贡萨雷斯，足球运动员，还是朗贝尔把他找来的，他最终接受了轮流看管体育场的差使。朗贝尔要把他介绍给隔离营主任。贡萨雷斯跟他们两个人重又见面的时候，就对他们说闹鼠疫之前，这个时刻他换上运动服，准备上场比赛了。现在，体育场都征用了，不可能再组织球赛了，贡萨雷斯感到自己闲得慌，也完全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接受了这项看管的任务，但要求只是在周末才值班。那天半晴半阴，贡萨雷斯仰望天空，颇为遗憾地指出，这种天气，不下雨也不热，特别有利，能痛快踢一场好球。他极力回忆在更衣室里擦松节油的气味，还有摇摇欲垮的看台，黄褐色球场衬出的色彩鲜艳的球衣，中场休息时喝的柠檬汁和冰镇汽水，发干的喉咙喝下汽水，就有无数冰针刺激的感觉。塔鲁还记录了一件事：他们走过城郊坑坑洼洼的街道，这个足球运动员还不断地踢着碰到的石子，总想一脚踢进阴沟的下水口里，踢进去了便说道：“一比零。”他抽完一支香烟，烟蒂从口中吐出去，就起脚尽量在半空接住。到了体育场附近，一群孩子正踢球，把球朝他们三人踢过来，贡萨雷斯冲上前，一脚准确地把球还给那些孩子。

他们终于走进体育场。看台上全是人。但是，场地上搭满了红帐篷，有数百顶之多，远远望去，看得见帐篷里的卧具和包裹。看台原样未动，好让检疫隔离者上去乘凉或者避雨。他们只能到日落时分才能回帐篷。看台下面的淋浴室经过了改造，而运动员的更衣室则改成办公室和医务室。隔离营大部分人都在看台上，另一些人在球场边上游荡，还有几个人蹲在他们帐篷的出入口前，无神的目光扫视着任何东西。看台上许多人都横躺竖歪，似乎有所期待。

“他们整天都干什么？”塔鲁问朗贝尔。

“不干什么。”

确实如此，几乎所有人都耷拉着胳膊，两手空空。这么大一群人聚在一起，全场却寂静得出奇。

“最初那几天，”朗贝尔说道，“这里的人话特别多，谁都听不见谁。可是，随着一天一天过去，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根据塔鲁记述的情况，他理解他们的心情，从一开始就看见他们挤在帐篷里，不是倾听嗡嗡飞的苍蝇，就是浑身瘙痒，一碰到愿意听他们发泄的人，他们就大叫大嚷，倾吐他们的愤怒或恐惧。然而，等到隔离营人满为患了，善意倾听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就只好不吭声了，而且相互猜忌。的确，有一种猜疑，自灰色却又明亮的天空而降，落到这红色的营地里。

不错，人人都是一副猜疑的神色。既然把他们从其他人当中隔离出来，那就不是毫无道理，他们就要在脸上显示担心并寻找这种道理的神色。塔鲁观察到，他们人人眼神都茫然，人人都是一副痛苦的样子，苦于同他们原先的生活完全隔绝了。他们总不能时时刻刻想着死亡，于是什么都不想了。他们是在度假。“然而，最糟糕的是，”塔鲁这样写道，“他们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心里也明明白白。熟人把他们忘记了，因为要考虑其他事情，这很可以理解。可是，爱他们的人也把他们忘记了，因为要走门路，疲于奔命，要想方设法把他们捞出来。那些人脑袋里总萦绕着要捞人的事，也就不再想要捞的人了。这也很正常。这样闹腾下来，大家终于发觉，谁也不可能真正想谁了，即使身陷最悲惨的境地。因为，真正想一个人，那就是分分秒秒都在想，绝不会分神，不管是有家务事，有苍蝇在眼前飞，该吃饭了还是身上发痒。但是，总有飞舞的苍蝇，身上也总有发痒的时候。因此，人活在世上很艰难。他们这些人都深知这一点。”

隔离营主任又朝他们走来，对他们说有个奥通先生要见他们。他先把贡萨雷斯送到办公室，再来带塔鲁和朗贝尔走向看台的一个角落。坐在一旁的奥通先生从那里站起身，接待他们。他的穿戴一如往常，还戴着硬领。塔鲁仅仅注意到，他两鬓的毛发支棱得很高，一只鞋的鞋带没有系好。法官的神态很疲惫，他一次也没有正面看对方一眼。他说见到他们很高兴，并请他们转达，他感谢里厄大夫所做的事。

其他人都一言不发。过了半晌，法官又说道：“我希望，菲利普没有太受罪。”这是塔鲁第一次听他说出自己儿子的名字，明白情况有所转变。夕阳在天边低垂，从两片云彩之间透出来的晚照，斜射进看台里，给三人的脸涂上金光。“没有，”塔鲁说道，“没有，他真的没有受罪。”塔鲁和朗贝尔离开时，法官仍然望着射来阳光的天边。他们去跟贡萨雷斯告别。这个足球运动员正在研究轮班值勤表，他笑嘻嘻地跟他们握手。“至少我又见到了更衣室，”他说道，“还是老样子。”过了一会儿，主任要送塔鲁和朗贝尔出营，这时忽听看台上噼噼啪啪巨大的声响。接着，国泰民安时期用来宣布球赛结果，或者介绍球队的高音喇叭，这时用发齉的声音通知，隔离人员要回到各自的帐篷，以便分发晚餐。这些人缓缓离开看台，拖着脚步返回帐篷。等他们各就各位了，两辆在火车站里能见到的小型电瓶车，拉着几口大锅，驶进帐篷之间。每人都伸出手臂，而车上两只长柄勺伸进大锅，盛出食物，倒进每人两只的饭盒里。电瓶车随即开走，给下一顶帐篷发食品。

“这样安排很科学。”塔鲁对主任说道。

“对，”主任满意地说着，同他们握手，“是很科学。”

这时，暮色沉沉，却云散天晴。隔离营沐浴在清爽柔和的光亮中。在宁静的暮晚，各处却响起匙子和餐盘的声音。一些蝙蝠在帐篷上方飞旋，又倏忽不见了。在围墙外，一辆有轨电车驶过道岔，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可怜的法官，”塔鲁走出体育馆大门时，喃喃说道，“真应该为他做点什么。不过，如何帮助一位法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