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既以较少篇幅直写法国大革命的场景和事件，它的绝大部分章节则用于记叙马奈特大夫在革命前后的坎坷遭遇。

他是一位法国名医，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以自己的医术医德赢得了比较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大革命前法国的封建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下，他是属于第三等级的平民，他的政治地位与德发日夫妇等劳苦大众没有本质差别。由于职业的机会，他偶然目睹了封建贵族埃弗瑞蒙德兄弟践踏人格、草菅人命的暴行，因为打抱不平，反被犯罪者滥施特权投入监狱，在巴士底狱中活活埋藏了十八个年头。

狄更斯最初为这部小说定名的时候，曾拟过《博韦(3)的医生》和《活埋》。仅此可见马奈特大夫其人，特别是“活埋”一事，在狄更斯心目中的地位。马奈特大夫这段在大革命前的遭遇，是在小说接近尾声的部分追述的。在故事起始，马奈特初次登场，即已是一具白发苍苍、形容枯槁的活尸，一架只会埋头做鞋的机器，完全丧失了理智和感情。他给人从狱中搭救出来，“死”而复生，逃离曾经那样亏待于他的法国、五年之后，已经在伦敦僻静的叟候街角安居乐业，往日遭受迫害，身陷囹圄的阴影仍频频进逼，骚扰他的梦境。在追述马奈特大夫早年遭遇的同一场合，狄更斯更着重追述了德发日太太的姐姐、姐夫、兄长和父亲的悲惨遭遇，但也重在揭示这一家人在人身、人格和精神方面所受到的蹂躏。

(3) 位于巴黎西北方向一城市，狄更斯以此地作为马奈特大夫之故乡。

然而以马奈特大夫的全部活动来看，狄更斯把他作为主要人物，目的还不仅仅限于揭露压迫者。以马奈特大夫所处的社会地位来说，他本人并非存在阶级压迫的社会结构中最大的重力承受点，似乎有些出于偶然，他真切遭到了与德发日太太娘家一家人同等程度的迫害。可是他出狱后却不计旧恶，仅仅去国远遁，一走了之；他弄清了达奈的身世，发现了达奈与他跟露茜的家仇之后，也能克制住病理性的精神痛苦，化仇为爱。他的见义勇为，克制忍让，踏实务实，都是狄更斯理想的道德标准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马奈特大夫周围的亲朋好友，露茜、劳瑞先生、普若斯小姐和达奈，也无不以自己具体的方式具备这些品德。尤其是达奈，虽然他禀承了母亲的遗训，接受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作了封建贵族阶级的逆子，但他所采取的也仅只是消极的逃避，没有丝毫积极的行动。马奈特大夫和这些人物仅仅在革命高潮中由于偶然的原因才被先后吸赴涡流的中心，而他们平时主要活动的地点，则是远离法国的伦敦叟候街角，是一个能够反射回声的地方。狄更斯详尽描绘这里幽僻的环境，反复形容它所反射的种种回声，绝非文风絮聒，而是特有寓意：马奈特大夫虽然告别法国，欲与这个国家再无瓜葛，这里发生的事件却不仅将他吸引回来，而且使他一度似乎成为两种力量较量中维持平衡的支点；于是他也像那能够反射回声的叟候街角一样，成为从某些角度反映法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首先，小说中关于大革命的消息从他这里传出；其次，大夫及其家人在革命前受难，在革命中遭殃的状况，反映了尖锐阶级对垒形势下，夹置其间的无辜者背腹受敌的处境；再次，大夫在革命阵营中奔走斡旋，营救达奈，反映了恕和爱对怨和仇的斗争。但是随着故事发展到几近尾声，大夫这个以恕和爱构成的支点却终难继续支撑：德发日太太利用大夫藏在巴士底狱中的控诉记录，告发了达奈，将他判处死刑；同时又密谋杀害露茜母女，就在达奈和露茜母女之死已迫在眉睫的时刻，大夫却已精殚力竭，再次陷入迷惘，这正是恕与爱的迷惘，是狄更斯所崇尚的人道主义的失败。

《双城记》中所反映的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道主义立场，使我们再一次联想到《九三年》。那部作品所反映的雨果对待法国大革命的人道主义立场，与狄更斯的立场真是惊人地相似！那部作品的高潮，与《双城记》的一样，也是革命公益与个人私情的剧烈冲突；为了实现忠（公益）义（私情）两全的美好愿望，它也与《双城记》一样，以献出崇高人物的宝贵生命作为代价。然而就整个作品的气氛而言，《九三年》的热烈程度则胜于《双城记》，因为雨果毕竟是亲身参加过反路易·拿破仑的共和派战士，而狄更斯则是过着安逸生活的冷静的英国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