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埃林·菲尔丁法官在上午十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宣布休庭。他转身去观察那无声无息飘落的雪花,揉了揉日渐花白的眉毛和鼻尖,然后提起黑色的长袍,捋了捋头发,缓慢而吃力地走进他的休息室。

受到指控的宫本天道右倾着身子,一边听内尔斯·古德莫德森在他耳边低语,一边微微地点着头。在走道对面,阿尔文·胡克斯用手托着下巴,鞋跟在地板上敲着鼓点,样子略显焦躁。在旁听席上,居民们也站起来打打哈欠,到空气不那么沉闷的走廊上去走动走动,或者以惊诧的表情盯着窗外,望着翻飞着扑向自己的雪花打在窗玻璃上。冬日的微光透过窗玻璃照进来,他们的脸庞沐浴在这微光中,显得很平和,甚至有些恭敬。那些开了车来镇上的人开始苦恼如何把车开回去。

陪审员们在艾德·索姆斯的带领下走出去,用漏斗形的杯子喝些温吞吞的凉水,或者去上洗手间。然后,索姆斯再次出现,像个教区仪仗官似的缓步而行。他扳下了蒸汽暖气片的阀门。尽管如此,法庭内仍旧太热；室内的热气无法消散。蒸汽在窗户的上缘凝结成一层水雾,使得法庭内更显封闭,早晨苍白的日光也更加模糊。

伊什梅尔·钱伯斯在公众席上找到一个座位坐了下来,用铅笔顶端的橡皮轻敲着自己的下唇。像圣佩佐岛上的其他人一样,他也是在九月十六日下午听到卡尔·海因的死讯的——也就是海因的尸体被发现的当天。他当时正要去找友睦港路德教会的雷福兰德·格尔顿·格鲁夫斯,问他星期日布道演讲的主题,以便在《圣佩佐评论报》每周一期的“岛县教堂”专栏中对格鲁夫斯的布道进行一番阐述——这个专栏登在去安纳柯蒂斯的轮渡时刻表旁边。雷福兰德·格鲁夫斯不在家,但是他的妻子莉莉安告诉伊什梅尔说,卡尔海因死了,尸体被缠在自己的渔网里。

伊什梅尔·钱伯斯不相信,因为莉莉安·格鲁夫斯是个长舌妇。他不愿意相信这件事,但她的话还是扰得他有些心神不宁。他坐下来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狐疑地拨通了治安官办公室的电话,向伊林诺·窦可思询问——尽管他也不完全信任她。伊林诺·窦可思答道:是的,卡尔·海因溺水死了。在出海打鱼的时候,是的。他的尸体是在他的渔网里找到的。治安官？这会儿不在。估计他这会儿正在验尸官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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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什梅尔立即打了验尸官贺拉斯·威利的电话。是的,贺拉斯说,不由得你不相信。卡尔·海因的确死了。可怕的事情,不是吗？冲绳岛之战他都活下来了。卡尔·海因,这令人难以置信。他的脑袋好像撞在了什么东西上面。

治安官？贺拉斯说。他刚刚走。他和阿贝尔一起来的；刚走没一会儿。他们说是要去码头。

伊什梅尔·钱伯斯放下话筒,双手抱着额头坐在那里,回想起卡尔·海因在中学时的情景。他们都是一九四二年毕业的。他们一起在橄榄球队打球。他记得一九四一年秋天的时候和卡尔一起坐球队的巴士去和贝灵厄姆的球队比赛。他们穿着队服坐在车上,头盔放在膝盖上,每个男孩都带着一块自己的汗巾。他还记得卡尔坐在他旁边,运动汗巾挂在他那日耳曼人特有的粗壮的脖子上,眼睛盯着车窗外面的田野。当时是薄暮时分,十一月份的天气,暗弱的光线中,卡尔望着窗外的雪雁降落在漫水的麦田里,厚实的下巴一动不动,扭着头,下巴上露出金黄的胡茬儿。“钱伯斯,”他说,“你看到那些雪雁了吗？”

伊什梅尔将一本记事簿放进裤子口袋,走出房间,来到靠山街。《评论报》编辑部办公室的门没有锁——那是一个三间的办公室,以前是一个书报店,靠墙的地方还放着许多的书架。这家书店最终也没能赢利,原因是它坐落在陡峻的山坡上,靠山街的陡峭使得游客不愿来此。但是伊什梅尔却喜欢上了这一点。伊什梅尔本身对那些来自西雅图的游客并无反感——整个夏天,这些人都不断地光临圣佩佐,许多岛民因为他们是城市人而讨厌他们——但是他也并不太喜欢看到他们在主大街上逛来逛去。这些游客使他想起在这个小岛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诱使他怀疑这里的生活是否就是自己心中所想。

他对家乡的感觉并非总是如此矛盾。他尝过离开家乡的滋味。战后,作为一个一只手臂截肢的二十三岁男子,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圣佩佐,去西雅图念书。他住在布鲁克林大道上一家提供膳宿的房东家里,最初学习的是历史课程。那段时间,他并不是十分快乐,在这一点上,他和其他的退伍军人没有什么两样。他对于自己那只折起的袖管十分敏感,同时也因为这给他人造成不便而深受困扰。因为人们总是无法忽视它的存在,而他也一样。有时候,他也会去校园附近的酒馆,让自己表现得和那些年轻学生一样合群而充满活力。但是,事后他却总是感到十分愚蠢。喝啤酒和打撞球并不是他喜欢的活动。他更喜欢坐在大学路上的岁月餐馆里的高靠背卡座中,一边啜饮着咖啡,一边读他的历史。

接下来的一个学期,伊什梅尔选修了美国文学。麦尔维尔、霍桑、吐温。他本以为,以自己什么都看不惯的性子,很快就会发现《白鲸》令人无法卒读——整整五百页,就是为了写如何追逐一头白鲸？——结果他却发现它非常有趣。他花了十天,在岁月餐馆的卡座中读完了这本小说,并且开始思考鲸鱼的天性。他在读第一句话的时候就发现故事的讲述者和他同名——伊什梅尔。伊什梅尔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亚哈却令他无法心生敬意,这最终令他对这本书的好感大打折扣。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他小时候就读过,但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什么了。他只记得那时候它要有趣得多——那时候所有的事情都要有趣得多,但故事已经从脑海中溜走。有些人会充满怀念而熟稔地谈起几十年前读过的书,伊什梅尔怀疑那可能是装出来的。他有时候会想,许多年前读过的那些书,如果还存在他内心世界的某处,现在变成什么了呢。库柏、司各特、豪威尔斯,等等。他不认为它们还在那里。毕竟,他已经不记得它们了。

《红字》花了他六天。他坐在岁月一直看到餐馆打烊。厨师从双向门后面走出来,告诉他该离开时,伊什梅尔正读到最后一页。他站在餐馆外面的人行道上读到了最后一句:“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A字。” [1] 。这是什么意思？即便看了注解,他也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完整意义。他站在那里翻开着一本书,人们从他身旁匆匆而过,十月的凉风吹拂着他的脸。他为海斯特·白兰的故事结尾感到困惑；不管怎样,这个女人,应该有个更好的结局。

[1]  小说《红字》的最后一句话。

是的,他认定,书是个好东西,但是也仅仅如此——它们不能给他带来餐桌上的食物。所以伊什梅尔转而攻读新闻学。

他父亲亚瑟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还是个伐木工。他留着翘八字胡,穿着一双补船人穿的高筒皮靴、磨损的背带裤、羊毛秋裤,在杰弗逊港木料公司服务了四年半。伊什梅尔的祖父是高地长老会的成员,祖母是来自拉福利湖畔沼泽地的爱尔兰狂热分子；他们在大火灾前五年相识,然后结婚生子,养育了六个儿子。亚瑟是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留在普吉湾的。他的哥哥当中,两个当了雇佣兵,一个在巴拿马运河死于疟疾,一个去印度和缅甸当了土地测量员,最后还有一个在十七岁时去了东部海岸之后便没了音信。

《圣佩佐评论报》是一份四个版面的周报,是亚瑟二十多岁的时候创办的。他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台印刷机、一部盒式照相机,又买下了鱼类加工仓库后部一间潮湿低矮的办公室。《圣佩佐评论报》的创刊号刊登了一条横幅式的标语:法庭宣判西雅图市长吉尔无罪。和《星报》《时代周刊》、《晚间邮报》、《每日电讯》及《西雅图联合报道》等媒体的记者们一样,亚瑟也报道了希拉姆·吉尔市长的酗酒丑闻。他对埃弗雷特大屠杀 [2] 中为世界劳工组织成员做辩护的骗子律师乔治·温德尔进行了长篇报道。威尔逊准备宣战的时候他又发了一篇社论,呼吁人们不要失去理智；圣佩佐岛背风面的轮渡增加的时候,他也发了一篇社论表示庆祝。他在报纸上宣布各种事情,包括杜鹃花会的集会、格兰其分会 [3] 的广场舞会之夜,以及小孩—像西奥多·伊格纳修斯——的出生、牛海岬的赫拉修游行。所有这些都用巨大的森顿黑体字刊出——这种字体在一九一七年就已经被废弃了——细细的分割线将七个板块区分开来,副标题用的是加粗的衬线体。

[2] 又称 bloody Sunday,指一九一六年在华盛顿埃弗雷特发生的当地政府和世界劳工组织成员之间的流血冲突。

[3] 指美国农业保护者协会格兰其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