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母亲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给他端上了一碗汤，放在他面前。她将自己的那碗也端到了桌上,然后又用砧板托着一条面包端了上来,还有一碟奶油和几把汤勺。“你不快乐。”她一边坐下一边说道。她将胳膊肘放在桌面上,手掌托着下巴。“你不快乐,我得说,这是全世界最显而易见的事。”

“告诉我该怎么做。”伊什梅尔重复道。

“告诉你该怎么做？”他母亲说,“我不能告诉你该怎么做,伊什梅尔。我试过去理解你的感受——参加了战争,失去了一条胳膊,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我曾经试过去理解这一切,相信我,我真的试过——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得承认,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不能真正了解你。毕竟,也许别的男孩,他们也经历了战争,但他们回来后还是照样继续生活。他们找到心爱的姑娘,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将以往丢在了脑后。但是你——你变得麻木了,伊什梅尔。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恢复过来。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或是说些什么,或者怎样才能帮你。我向上帝祈祷,我对牧师谈过——”

“在塔拉瓦岛,那些人也祷告,”伊什梅尔说,“但他们照样被杀了,妈妈。像那些从不祷告的人一样。祷不祷告都不重要。”

“但我还是为你祷告了。我想让你快乐,伊什梅尔。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们默不作声地喝着汤,吃着面包,水壶在柴炉上咝咝作响。桌上的蜡烛将一片烛光投射在他们的食物上。外面,透过水汽朦胧的窗格,月光穿透云层照在雪地上,映亮周围的一切。伊什梅尔试图去感受这温暖、光亮和面包所带来的快乐。他不想将宫本初枝的事告诉母亲。多年前,他曾经那么确信他们会结婚,他们一次又一次相约在那棵空心香杉树的树洞里。那些事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他曾经那么努力地去忘记它们。可现在,这个案子勾起了所有的回忆。

“你父亲在贝鲁树林打过仗,”他母亲突然说道,“他花了几年时间才忘记那段经历。他也做噩梦,像你一样痛苦。但那没有阻止他继续生活。”

“他没有忘记。”伊什梅尔说道,“忘记是不可能的。”

“但那没有阻止他继续生活,”他母亲反驳道,“他一样好好地过日子。他没有陷在自哀自怜中不能自拔——他在继续努力地生活。”

“我也在,”伊什梅尔说,“我还在将他的报纸继续办下去,不是吗？我——”

“我说的不是那个,”他母亲说,“那并不是我要说的。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你到底为什么不和别人约会？你怎么能受得了这孤独？你是个有魅力的男人,有很多女人都——”

“我们别说这个了,”伊什梅尔放下汤匙说,“说点别的。”

“对你来说,还有什么别的呢？”他母亲说,“说到这个——也是回答你刚才的问题——这就是你应该做的,想要快乐,你就应该结婚,生几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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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的,”伊什梅尔说,“那不是问题的答案。”

“是的,这就是答案,”他母亲说,“肯定是,当然是。”

吃过晚饭,他点着油汀,将它放进母亲的卧室。他父母那架落地大摆钟超级耐用,这么多年了,还在嘀嗒嘀嗒地走。此刻看着它,他不由想起以前星期六的早晨,在它响亮的嘀嗒声中,父亲在被窝里读书给他听的时光。他们一起读《艾凡赫》,然后是《大卫·科波菲尔》。现在,借着手电筒的光,他看见母亲睡在鸭绒被子里,那被子已经开始泛黄。他惊讶地发现不久前还放在父亲旧书房里的RCA老式唱片机摆在她床边。她一向爱听一九四七年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的莫扎特的《C大调第41号交响曲》。见它放在转盘上,伊什梅尔脑海中浮现出她坐在床上,旁边放着一杯荼,听着那忧伤曲调的情景,浮现出她夜里九点听莫扎特的情景。

他打开水槽和浴缸的水龙头,又出去查看她的鸡。一共十二只,都是罗德岛的红毛品种,在他父亲生前砌的鸡舍里缩成一团。伊什梅尔用手电照了照它们,然后伸手进去捡起手边一枚暴露在寒冷中被冷落的鸡蛋。鸡蛋摸起来很硬,他想里面的胚胎也许已经冻僵了。他将它握在手心暖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将它滚到鸡的身边。它们惊恐地乱挤了一阵。

他回到屋里,依然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穿过寒冷的房间。呼出来的气凝成雾,消失在黑暗中。伊什梅尔将手放在楼梯的扶手柱上,随即移开,手电朝上照去。淡淡的月光从楼梯竖着的挡板缝隙中透出来,他看见栏杆都失去了光泽。楼上是他孩提时代睡的房间,现在被他母亲改作了缝纫、熨烫和放衣服的地方。伊什梅尔走上楼,坐在自己以前的床上,试着回忆以前的事。他记起冬天里的某一天,天气晴好,枫树的叶子都掉光了,从阁楼的窗户望出去,能看见树的那一边和西南方向碧绿的海水。

他收集了大批徽章和三角旗,在一个大陶罐里存了一千个便士,还有个鱼缸,角落里挂着一个老爷车模型。衣柜的角落里放着他的水下护目镜,顶上放着他的棒球手套。有的晚上,月光从阁楼的窗户照进来，房间里的一切都沐浴在清辉中,影子让他睡不着。他有时坐在那里听蟋蟀和青蛙叫,有时听放在床头的收音机。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听棒球比赛——太平洋沿岸联盟西雅图雨山队——他现在都还记得里奥·拉森在喧嚣的赛场上几乎被淹没的声音:“怀特跑一垒,他开始做准备了,他准备破纪录,他绝对会把基特尔森逼疯的……司千集在试切球后已经在本垒就位了……哇喔,他用脚尖在地上弄出洞了,听听希克斯体育场的欢呼声,他是最受喜爱的选手,是不是？哦,你今晚真该在现场。基特尔森到投球位了……好样的！在球飞出的瞬间,怀特已经安全站到了二垒的位置上了。怀特安全到达！他偷取了二垒！怀特成功触到二垒了！”

他父亲也喜欢棒球。伊什梅尔和他一起坐在客厅里的本迪克斯收音机旁,虽然那比赛可能远在西雅图、波特兰或者萨克拉曼多,但里奥·拉森的解说紧张万分,他们听得入迷。收音机里的声音时紧时缓,抑扬顿挫——那声音一会儿低沉如固执大叔讲述高尔夫游戏之秘密；一会儿紧凑如绕口令；一会儿高亢——那意味着有人打出了双杀。听得高兴的时候,亚瑟会激动得直拍椅子扶手；裁判失误或者有队员不小心陷球队于险境时,他会感到遗憾。比赛暂停时他会伸伸腿,手掌抚摸着膝盖,盯着收音机,仿佛它会和他说话似的。最后他会耷拉着脑袋眯一会儿,直到里奥·拉森的声音再次因为比赛而变得高亢起来。弗瑞迪·穆勒打了个双杀。

伊什梅尔记得父亲迷糊打盹儿的情景,台灯柔和的灯光只照在他和收音机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翻开的杂志——《哈泼斯》或者《科学农业》。比赛打到后面几局的时候,整个房子在柔和安静的阴影中陷入睡意蒙胧的状态。大衣挂在门厅磨得发亮的铜钩上,他父亲的书按照大小,整齐地摆放在两个有玻璃隔板的拱形橡木书架上。每当比赛有重大进展——全垒打、盗垒、双杀、打点——他父亲都会醒来一下,眨几下眼睛,然后习惯性地将手放在杂志上的眼镜上。他灰白的卷发贴在头皮上,下巴微微向上翘着,耳朵和鼻孔中也分别探岀几根略带灰白的毛发,当然眉毛处更加浓密。等比赛结束,他会关上收音机,将眼镜小心翼翼地戴到耳朵上。那是一副老式的圆框眼镜,戴上之后他的形象大不一样,仿佛一个常在户外活动的人突然变成了儒雅的学者。他会拿起杂志看起来,仿佛那场比赛从未发生过。

伊什梅尔的父亲是在西雅图的退伍军人医院逝世的,死于胰腺癌和肝癌,在他弥留之际伊什梅尔不在旁边。岛上一百七十人参加了在圣佩佐公墓举行的亚瑟的葬礼,那是六月一个温暖晴朗的日子。伊什梅尔记得永石雅人在葬礼后代表日裔美国居民联盟和日本社区中心前去致哀。“我想说的是,”永石雅人说道,“圣佩佐岛上所有日裔居民对你父亲的逝世感到很难过。他是个值得尊敬的新闻工作者、好邻居,一个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好人,他是我们和所有人的朋友。”永石雅人拉着伊什梅尔的手紧紧地握着。他身形硕大,方脸,秃头,眼睛在眼镜后面频繁地眨着。“我们知道你会追随你父亲的脚步的,”永石先生激动地说道,“我们相信你会继承他的遗志。此刻,我们像你一样感到难过,我们向你父亲致敬,也请你节哀。”

伊什梅尔打开橱柜门,看着里面堆放着的各种盒子。他有八年多没有看自己收在这些盒子里的东西了。对于里面的那些东西——书、箭头、高中时代的作文、他收集的三角旗、储钱罐、徽章、海玻璃和沙滩上的石头,他都不再感兴趣了；它们是过去的东西了。不过,他心里还是想着将初枝在集中营写给自己的那封信翻出来,这么多年了,他有种再读一遍的冲动。自从在暴风雪中停车载她之后,他就在傻乎乎地放纵自己。想到她,他就感到有点隐约的快乐。

信还在原处,躺在一个盒子里,夹在一本关于开船技术的书里,那书是他十三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信封上的回信地址是山下肯尼的,邮票不知为何是倒着贴的。时间久了,信封变得脆脆的,摸起来干燥冰冷。伊什梅尔将手电筒夹在腋下,手指夹着信封坐回床边。里面的信是用宣纸写的,过了这么多年,纸坏得很快,他小心地拿在手里,移到手电筒的光线下,她娟秀的字迹出现在他眼前。

亲爱的伊什梅尔：

这些话真的很难说出口——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比给你写这封信更令我痛苦。我在五百里之外,一切在我看来都与我们最后一次在圣佩佐岛见面的时候不一样了。这遥远的距离让我能够将一切都认真考虑,而下面就是我考虑之后得出的结论。

我不爱你,伊什梅尔。我只能想到以这种方式坦白告诉你。从一开始,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些事情是错的。每次我们在一起我都知道。这种感觉一直在我心里。我爱你,同时又不爱你,我感到烦恼和困惑。现在,一切我都清楚了,我想我必须告诉你真相。我们最后一次在香杉树洞里见面时,我感觉到你的身体冲撞着我的身体,我就确切地知道一切都错了。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在一起,而且很快我将不得不告诉你。现在,通过这封信，我告诉你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我再也不是你的了。

我希望你一切都好,伊什梅尔。你是有志男儿,是谦谦君子我知道你必将大有作为,但是现在我却必须和你说再见。我要继续我的生活,为它努力,我希望你也如此。

今田初枝 诚致

他又读了第二遍、第三遍,然后拧灭了手电筒。他陷入了沉思,她在他进入的那一刻明白了那一点,他的性·器的侵入让她知道了一个她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获悉的事实。伊什梅尔闭上眼睛,回想着在香杉树洞里在她体内移动的那一刻,他没能知道那会是怎样愉悦的感觉。他没法知道留在里面会是什么感觉,他能感觉到的只有她的炙热,他还沉浸在惊讶之中,她就突然退出了。他都还没到高·潮,他在里面一共还不到三秒钟,而在那三秒钟里——如果她信里说的是真的——她发现她不再爱他了,而他却是更爱她了。这不是最奇怪的事吗？他进入了她的身体,却给了她一个机会明白了那样一个事实？他还想再进入她的身体,想她求他再进去一次,可是第二天,她却离开了。

在西雅图的那些年里,他和三个不同的女人上过床,其中两个他曾短暂地认为有戏,他以为自己或许爱上她们了,结果却没有。和他睡觉的女人经常问到他的胳膊,他就告诉她们他的战争经历,不久后他就发现自己并不在意她们,甚至渐渐地厌恶起她们来。他是个失去了胳膊的老兵,这让有些二十出头的女人很是着迷,她们总喜欢装作早熟,很认真。他和她们纠缠了几个星期后,便决定不再和她们有任何瓜葛了——他和她们上床,因为愤怒、不快,也因为孤独、自私。他粗暴而频繁地进入她们的身体,在午夜、在晚饭前的黄昏。他知道,当他让她们从他的生活中消失的时候,他会比以前更寂寞,所以两次他都拖了几个星期,直到找到别的人来陪他度过漫漫长夜,他只是想进入某个人的身体,在他闭着眼睛摇摆着屁股的时候听到有人在他身下喘息。然后他父亲因为病重来了城里,于是伊什梅尔将女人忘到了一边。一天下午,伊什梅尔还在《西雅图时报》的新闻编辑室里用五个手指噼里啪啦地敲击着打字机,他父亲死了。他回到圣佩佐为他举行葬礼,并处理父亲商业上的事；他留了下来,经营起父亲的报纸。他住在友睦港的一间公寓里,尽一个小岛报社记者的可能坚持着自己的本性。大约每两个星期，他会用手帕裹着手淫一次,那就是他的性生活了。

是的,他决定了,他会按初枝的意愿写一篇文章登在《圣佩佐岛评论报》上。换作他父亲,也许不会这么做,但他不是他父亲。他父亲当然会在几个小时前就直接去找卢·菲尔丁,将九月十五日夜间的海岸观测船只往来记录给他看了。但伊什梅尔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没有。那些记录还待在他的衣袋里。明天他会按她的意思写那篇文章,让她觉得欠他的。等审判结束,他再去找她谈话,作为一个曾经站在她这边的人,她将别无选择,只能听他说。这就是方法。这就是策略。伊什梅尔一个人坐在冰冷的旧床上,心神不安地将她的信捏在手里,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