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确实过去了，我来到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所有新的面孔看到的我，只是我的新形象。

连我都忘记这回事了。如果不是我要自己写一个序，这个序使我回顾了过去，我也就不会想到要写这样一部长篇。

卡夫卡是怎么说的？最美的、最彻底的埋葬之地莫过于一部自己的长篇小说了。好像是这个意思，我记得不是很准确。我的记性越来越差，医生给我开了一瓶柏子养心丸，适用症状中有一条，就是健忘。

从我写作这部小说开始，我似乎提前进入了老年期，据说进入老年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久已逝去的往事记得一清二楚，当年吃的年糕粽子的味道，当年见到的人的一颦一笑，当年经历的事的末梢细节，等等，全都如在眼前，如在昨日。而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哪怕就发生在昨天，也照样忘得干干净净，面对一个很熟的人，拼命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发现我正是如此。

也就是说，我的暮年提前而至了。也就是说，我的青春年华，全都凝固在十九岁的那一小截时光里，往后的日子只是这只杯子里渗漏的一点点，而它们很快就被蒸发了。到了我的三十岁。一切都消失殆尽，在我的脸上，看不到青春的影子和光泽，我没有年龄，也没有家，人们判断不出我多大。

身在未来的年龄里有多好！

有什么比这更安详、更宁静、更怡人的呢？总之这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就让我进入我未来的暮年，让我沉浸其中吧。

假设我是一个老人，如果我是一个老人，我可以完全地宽恕自己。对，我坐在宽大的藤椅上，置身于一片寂静的阳光中（在未来的日子里，这是多么的奢侈，无论是寂静还是草地，都将被人所充斥，阳光中弥漫着工业粉尘。还是让我提前进入暮年的好），过去的风无声地拂来，我在恍惚中看到那个十九岁的女孩的脸庞和身影，我想她是多么没有必要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沉默寡言，失去信心，变得难看、平常、郁郁寡欢。

这个女孩，八岁就读过《红岩》，中学数学统考曾获全县第一，各科成绩在全年级中总是领先，有什么可以阻挡她的骄傲？有什么可以堵塞住她年轻嘹亮的声音？

也许事情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但对于一个未经世事的十九岁的女孩来说，就是天要塌下来了，从此她背负着她自身重量构成的阴影，步履蹒跚。

这片阴影就是那件事情，让我从头说起。

我不知道我写诗到底有多少是出自内心的冲动，又有多少是出自功利的目的，也许在一定的时期里，两者都同样强烈，而在另外的阶段，内心的冲动释放掉了，而功利的热情不减，一味地为了寻找出路而写作。当然，到了很多年以后，写作变成了生活的重要方式，那又是另一种境地。

当时我发现以写作寻找出路是一件最最适合我的事情，我立即热血沸腾地专程赶回B镇，到县新华书店买回了当时仅有的几本诗集，记得分别是李幼容的《天山放歌》，高红十的《青春颂歌》，还有一本章德益或龙彼得的知青诗集，还有一两本当时的《诗刊》。

我首先仿照高红十写了一首长诗，叫《远航》，按照我当通讯员积累的投稿的常识把这长诗抄了一式两份寄给N城和地区的文艺刊物。此外还写了一些零散的诗寄给报纸。

此举自然是失败了。但是这个时期很短，短到几乎没有打击我。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磨练自己的意志，从长跑到把手伸进烫水里，现在，这种自我锻炼开始结出硕果了。我想不管碰到怎样的挫折，我将不发疯，不放弃，而到最后，我一定会成功的。我想我是多么年轻，我想我是多么坚强，这年轻和坚强像两颗珍贵的宝石，深埋在我的内心，从那里散发出照亮黯淡岁月的虹光。

我日思夜想，认为应该用一种办法引起编辑的注意。自那次冒雨夜行写了一首《暴风雨》之后，我想到可以写一组十几首这样的诗，十首，十五首，这样也许就会引起编辑的注意了。

我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一下写了一堆诗，连挎包和扁担之类都写进去了，一时再也想不出什么新题目了。我数了数，这些诗一共才九首，离最高目标十五首还差六首，离最低目标十首也还差一首。我想至少要写够十首诗，既然连九首都写了，第十首又有什么难的呢？我又将我看到的认为值得写的事物想了一遍，我发现它们确实被我写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当时我已在大队的学校里当民办教师，自己有一间很小的土屋，我用砖头和门板做成了一张桌子，我就在这上面写诗。正是春天，暖而湿的风从窗口吹来，虫子在鸣叫，清晰而有节奏，青苗的气息在门口的墙脚下弥漫。我仿照借来的一本《唐诗三百首》里的五言古诗，写了一首《春夜偶感》，写完后陶醉了一阵，但我很快意识到，夜已深了，这使我焦躁起来。我心里十分明确，仿五言古诗是一种娱乐，只有写能够投稿发表的诗才是工作，而只有工作才能使我心安理得。眼看一个夜晚就要过去了，我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干，我既没看书，又没有写作，白白闲坐，胡思乱想一晚上，这个糟糕的现状被我的自我谴责弄得越发乱七八糟起来。

我心浮气躁，胡乱地在诗集中猛翻，试图从中找出灵感。我边翻边想，我一定要写够十首，要成功就要完成每一步计划，一点儿都不能放松。我像一个勤勉的科学家而不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那样想：今晚我一定要再写一首诗，如同今晚一定要再做一次实验一样明确和理性。

我一遍遍地勉励自己，突然，我翻动着的诗集中有两个字灵性十足地行走到我的眼前：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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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字如同一种神奇的气体，一下使我心静如水，春夜的浮躁和骚动悄然退去，我满怀感动地望着这两个字，就像是我失散多年的孩子，我怀抱着它们。本以为一切都已穷尽，现在却看到了这个美妙的形象，啊，脚印，一行行，一只只，深深的，浅浅的，这诗在我堵塞已久的思路面前打开了一条空阔宜人的路，我情不自禁地随之而去，我在自己的纸上一行行地抄着，有我觉得不好的就绕过去，或者自己另想出一个词代替。

我欣喜地抄写着，一时觉得血液畅通，全身轻盈，就像自己在写诗、在创作时的感觉。我肯定是被自己迷惑住了，我视迷途为正途，充满信心地疾走如飞。

我飞快地完成了这一抄写，我放下笔，像往常写完一首诗所感觉的那样，既兴奋又有点累，还凭空生出了一种功德圆满的心情。我想我终于跨越了最后的困难，在预定的日子里如期完成了自己的计划，这是我的好运设计的第一步，第一步完成了，以后就会步步跟上。我在心里说：看啊！我是有力量的。

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把所有的诗誊抄了一遍，准备到公社邮电所寄出。誊抄作品是最愉快的时刻，令人想起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正是那种感觉，B镇不产苹果，这使苹果在我们众多的亚热带稀奇古怪的水果中闪烁出一种仙果的光芒，跟一种最大的喜悦联系在一起。但在誊抄《脚印》的时候苹果消失了，我感到了一阵不安，我把别人的原作翻出对照了一遍，除了一些词句，两者的确是太像了。

我心急火燎地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我对自己说：我把别人的一首诗混在我的九首诗中，看看自己的水平究竟如何？也许编辑选中的将是我的。

这个荒唐的理由使我手脚麻利心情轻松地朝公社邮电所飞奔而去，路上我不再犹豫，毫无阴影，直到几个月之后事发，我再也没有想到这件事。

人为什么会这样愚蠢呢？

厚厚的信封从邮箱飞坠而下，发出沉闷的声响。一支利箭开始出发了，它携带着不可变更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时光，永远地出发了，它日夜驶行，朝着它的目的：我的心脏。某一天，它将以雷霆万钧之势击中我，使我轰然倒地，一蹶不振。

所有的苹果沉重如铁，统统倾倒在我的头顶。

N城的岁月也已飞逝而去了，但它最早的闪光总是出现在我的心里，成为我重要的支撑。

我和我哥哥终于找到了文联大楼，原来我们已经两次从这个大门经过了，文联和《N城文艺》的牌子没有挂在当街，而是挂在院子里的楼里。那是一幢崭新、整齐的五层楼，巍峨这个词又一次从我心中升起，在那次N城之行中，所有的楼房（不论高矮）都巍峨，一切的灯火（不论大小）都辉煌。

我走进这幢巍峨的五层楼，兴奋而紧张，金色的蜂群在空气中震颤，金色的闪光在白色的墙上和水泥楼梯上闪耀。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候的文联大楼就是一座宫殿。又黑又瘦的B镇小姑娘在楼梯上一步一探头，很快，她眼前就出现了一些热情微笑的脸。她坐在诗编室里，听到有人在走廊里说：来了一个写诗的小姑娘，并有人在诗编室探头探脑。诗编室的一位中年编辑一边给她沏茶一边连连问道：你第一次出远门吧？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本来要去接你的，你妈妈放心吗？不放心？我来给她挂一个长途电话，等会你还能跟你妈说话呢！

他立即到走廊里挂电话，我听见他在走廊里大声说我母亲的名字：文章的章，珍珠的珍。过一会儿他进来说：你妈妈不在，我托你们县的总机转告她，说你已经平安来到了，请她放心。

紧接着来了一个个子很高大、肤色黑黑的人，一进门就说：来了吗？作者来了吗？编辑连忙说：这就是组诗的作者多米。又对我说：这是我们的主编刘昭衡。刘主编说：快坐快坐，很年轻啊！你多大了？

我说：十九岁。

刘又问：你怎么这么黑？劳动晒的吗？

我说：是天生的。

大家都笑。刘又一连串地问：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多米是你的真名吗？在哪里上的学？读过什么书？我也一连串地答道：我三岁的时候我爸爸就不在了，妈妈在医院工作，多米是我的真名，一直在B镇上学，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地方。读过《唐诗三百首》（我拣了这本最响亮的书说了出来）。

刘主编兴致很好地说：那天没事，我转到这里，问老罗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稿子，老罗说新来了一些，都堆在这里，还没来得及看呢。我就手翻了翻，就看到了你的组诗，我一看，这就是好诗啊！很不简单，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写出这样的诗，我一想，就让老罗打长话把你找来了。

老罗搓着手说：是啊是啊，让作者来改稿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是第一次。

我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听见我的心脏充满了呼呼作响迎风飘舞的气体，它们从我的体内奔涌而出，像向日葵一样围绕着那黝黑而富有雕塑感的脸。我在心里使劲想道，刘主编就是我的恩人，我将永远记住他。在我的心目中，刘简直就像一只神仙伸出的手，把我从遥远偏僻的B镇的泥土中一把拎出来，我无法判断我的诗句，这个神奇的刘主编，他吹了一口气，我的诗顷刻晶莹透亮地在N城的天空中飞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