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半个月，滞留在B镇的知青都被劝回生产队出工了，带队干部重新投入工作，重新召集会议，将说过的话重又说一遍，关键词是：安心劳动，能考取的人是极少的。

过了一个月，B镇变得更加空茫了，多米晚饭后走在大街上，发现再也没有了同龄人的熟悉面孔。没有了年轻人的街道显得寂寥、空洞，并且透着某种不安的气息。这不安的气息随着日复一日的等待而日益浓重。B镇的上空十分寂静，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预兆。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多米给宋写了一封信，询问去厂的事情。

宋尽责地复了一封信，说多米抄袭的事情已被人揭发了出来，这种事在文人中是很被看不起的，虽然只是一首诗，但性质却变了，去厂的事已经没有了可能。最后祝愿多米顺利考上大学。

几乎同时，《N城文艺》的信也到了，那是一封充满了安抚、充盈着刘的仁慈的信。多米躲在这封信中，羞愧万分。

B镇的人立刻就知道了这件事，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事比这更让人痛快淋漓的了，好比男女通奸，被人抓了个正着，好比贼偷钱包被当场抓获，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多么富有戏剧性。现在，一个骄傲狂妄的少女，曾经不可思议地幸运，像是一个吹足了气的鲜艳的气球，飞到了很高的地方，大家都仰着头看，突然啪的一下，气球破了，大家十分开心。那个少女，原来竟是一个文抄公，青春容颜的后面，是一张皱巴巴的脸，这真是一个极新鲜极有趣的新闻。

女主角坐在黑暗的后台，既不开灯，也不说话，她龟缩在角落里，黑暗中有无数的眼睛，它们凑得很近，一伸手就能抓到一大把，不伸手它们也会滴落在她的头上衣服上。

她在角落里一直坐下去，直到现在。

事隔多年，我有些想不起来我当时的样子了，那个想不起来的、没有反应、不留记忆的阶段就是麻木。我听不见任何别的声音，除了那两个可怕的字，看不见任何别的事物，曾经跃动闪耀的电影画面消退成一片灰白。我既不饿又不渴，既不累也不困。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仿佛被一种力量置放到一只硕大的真空玻璃瓶里，瓶外的景致在无声流动，我既听不见，也看不到。在真空的瓶子里，只有一片干净柔软的羽毛静止在我的面前，那就是刘主编仁慈的声音。

在我麻木的上空呼啸而过的，是整个B镇的幸灾乐祸，连不识字的老太太也知道我干了坏事，连不相干的隔着年级和班级的同学，也在传说我要自杀。好朋友们受到了嘲笑（因为她们曾经以我为骄傲），夜里做了恐怖的梦，梦见死去的我，她们将那不知来自什么地方的恐怖告诉我，她们哭了起来，我十分麻木地看着她们。有几个写作的文友也来看望我，他们只字不提诗的事，他们小心绕开那个危险的地方，关于我去不了电影厂，他们向我解释说，他们都知道是因为我母亲的海外关系才政审不过关的，他们说完这话之后才坦然地望我。

所有的光荣和梦想，一切的辉煌全都坠入了深渊，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从阴影中升脱出来，我的智力肯定已经受到了损伤，精神也已七零八落，永远失却了十九岁以前的那种完整、坚定以及一往无前。

青春期在十九岁那年骤然降下了大幕，灰暗、粗糙、密不透风的大幕，从不可知的远方呼啸而来，砰的一声就挡在了面前，往昔的日子和繁茂的气息再也看不到了。

事发之后我在家里待坐了三天，然后独自回生产队上工了。

当时已是初冬，一路上的绿色十分陈旧，冷风从裤腿一直灌上来。我已经不能回到大队学校去教书了，因为我擅自离开了那里，我理所当然地吃下了我不计后果的后果。

我只有回到生产队去。在冬天，田里没有活，青壮年全都去修水利。我挑着很重的塘泥，在麻木中隐隐感到，我的一生就此完了，属于我的路已完全堵死，我知道，我的路只有两条，一是写作，一是上大学，前者已经由我自己竖起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后者仍然要政审，我永远也不会有良好的品行鉴定了（后来证明，我的政审材料确实极差，好在招生的人到《N城文艺》了解过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以后将怎么办。

十九岁，奇迹在那一年的年末最后一次降临，一家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自天而降，我漫不经心填写的第一志愿图书馆学系录取了我。

我得救了。

母校的老师告诉我母亲，我的高考成绩在B县是全县第二名。

那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招生，B镇时有捷报传来，从名牌大学到一般大学，从大专、中专到中等技术学校，总是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家长带着孩子，到处分发喜悦的糖果，整个B镇喜气洋洋，就像过年一样，事实上也快要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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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请人吃糖。我日后的所有喜事也都没有此举，所有的喜事都不能唤起我的真正快乐，自然也就没有请人吃糖的心情。也许在我十九岁那年，就已经把一切喜气洋洋看透了，它的背面是物极必反，是祸之所伏。

我在一个阴沉的日子独自回生产队收拾行李，集体户空无一人，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时代已经提供了别的道路，没有谁需要表现自己革命了。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跟住得最近的一位老人道了别（按照常规应该跟队干部道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插队的地方。我骑着车，心里跟冬天萧索的道路一样灰暗。

我没有在B镇和家人一起过年，一个人跑到另一个县的叔叔家，过完年不久，我就提前到W大学报到去了，在那里，足足等了半个月才开学。

当时我有一个预感（也许是变形的誓言），我想十年之后我还会重返电影厂的，尽管我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我对是否能搞电影毫无把握，但这个念头十分鲜明地竖立在我的眼前。

十年之后，我正式办理了到电影厂文学部的手续。我原来的单位是N城图书馆，这样一次大的调动，大的转折（使我离开了难以忍受的专业，实现了早年的梦想），这样一件大事，我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图书馆的同事是当时电影厂文学副厂长的夫人，我跟她素无交往，有一天她忽然来问我，想不想到电影厂去，于是我与其他人一起去面试，两个月之内我就借调到电影厂文学部去了。

如此顺利的过程就像有神助，这使我闪电般地记起了十年前的预感（我本来已经把它忘记了），我想，这是上帝的奖赏。当时的N城电影厂正是它的鼎盛时期，中国的第一部探索片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它在偏远的C省是最令人瞩目的文化单位，它的衰落是后来的事情。

在那个阴沉的冬天，我独自从生产队回B镇，在空旷无人的马路上，我听见自己的预感在说：十年，十年。在我当时看来，十年是一个极其漫长、永无尽头的时间。当时我以为，三十岁就是老年，四十岁就会死去，十年就是一生，我说出这个重若千钧的十年，同时觉得，这已是一种磨难的极限。

当然我很快就把它忘了，我的被严重挫伤的精神无法支撑这样一个严肃的誓言，这个誓言一经被我发出，就变成了一样独立的东西，它离开我脆弱的躯体，跑得无影无踪。十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跟电影有关的事情，除了看电影。当年的恩师宋、刘二位也已杳无音讯，物是人非。

十年了，我的誓言忽然从一个神秘的地方跑出来，变成了现实。

为了证实我确实在十年前发过这个愿，我从尘封的箱子里找出了当年的日记，我确实看到了那句话。

那一刻，我指尖冰冷，从神经的末梢感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它变作了一阵风，从不可知的地方，直抵我的指尖。

多米，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来自何处？又要向何处去呢？

我们会是一个被虚构的人吗？

我常常遐想，深夜里的河流就是冥府的入口处，在深夜的某一个时刻，那里汇集了种种神秘的事物，在某些时刻，我会到那里，等待我存在的真相，我不止一次地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你是被虚构的。

多米，做一个被虚构的孩子是多么幸福，虚构的孩子就是神的孩子，一个晶莹的咒语从我们的内心发出，十年之后准时地降落在我们的头上，这是多么完美的虚构，神用意念轻轻一点，就完成了我们。

除此以外，我无法解释我生活中出现的这些事实。

去电影厂的那年，正好是二十九岁，我出生在一月份，办手续的日子也在一月份，这真是一个十分精确的计算。

我想起在这之前的一年，二十八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我终于明白了那件事情的真正含义。

当时我在N城，在省图书馆当分类员，独身住在一个公园尽头的一排破败的平房里。那段时间我空虚无聊，没有爱情，也没有朋友，在亚热带漫长的傍晚无所事事，既不愿闷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又不好意思单独散步（如果那样，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神经有毛病），我唯一能做而且愿意做的事情就是骑着自行车漫游N城。

夏天穿裙，冬天穿风衣。骑车穿过N城最宽阔的处所——七一广场，我从大下坡放闸飞行，人与车飞快地坠落，裙子下摆高高飘起，一旦冲下广场，立即有八面来风将人托起，身轻如燕，这是一天中唯一能摆脱于平凡生活的时刻，人脱离着常态，不知身在何处。我在N城生活了八年，八年来，我骑车漫游（如同梦游一样）的身影重叠在N城的大街小巷。

我二十八岁的那年，有一个夏夜，我骑车到了河堤大街，我看到一幢十分熟悉的房屋正开着门，门口有几只白色的鸽子，我不由自主地朝它们走去。

我不知为什么一直走到了房子的深处，那里亮着一盏灯，我听见一个声音说：进来吧，我知道你迟早要来的。我看清眼前坐着一位十分奇怪的妇人，容貌美丽，气质不凡，这使我十分吃惊。平庸的N城怎么会有这样一位女人呢？

她说：你终于来了。她的声音像流水一样十分好听。

我一时不知应对。

她说：你是不是准备买相机？

我说：是。

她又问：你准备买什么牌子的呢？

我答道：海鸥DF-1。

她笑笑说：我这里有一台旧相机，你可以看看。

她走进内室，捧出一个木盒子，里面用一块绿色天鹅绒包裹着一台相机。她小心珍爱地把相机捧在手里给我看。

那是一台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年深日久但仍不同凡响的高级相机，它在她白皙的手掌中散发着幽蓝的光芒，显示着某种神秘的灵性。

我发现它有一种震慑力，使我不敢轻易触碰它。

老夫人语调平缓地说：这不是一般的相机，虽然年深日久，但它具有一项超凡的功能。

她看了我一眼说：它能预测人的命运，年代可以随意调节，五年、十年，直到一百年，它会给你提供未来岁月的人或物的清晰图像。

我完全被震住了，一股冷气从我的头顶穿过我的心脏直灌我的脚心。

我听见老夫人说：当然，这个秘密你不能泄露，一旦泄露，立即失灵。同时，它只对它的主人开启这项功能，现在你还不是它的主人，你无法试用它。

我天生对神秘的事物有浓厚的兴趣，当她问我是否喜欢这台相机时，我不假思索地说了喜欢。

我又问：它十分昂贵吗？

老夫人肯定地说：十分昂贵。

我说：那我买不起了。

她同样肯定地说：你买得起，只要你愿意。

我脱口而出说：当然愿意。

她微笑地看我，说：是吗？

我急切地等着她开价。

她便说：我不需要你付钱，我只要你一年的青春。

我说：我已经二十八岁了。

她说：我只要你二十九岁那年的时间，如果你买下我的相机，你就将永远没有二十九岁了，你今年二十八岁，明年就是三十岁。

我陷入这一奇怪的交换中，一时没有说话。

她继续说：丧失一个二十九岁并不算什么，三十岁并不比二十九岁在外貌上有太大变化。

我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我的二十九岁呢？别的时间不可以吗？

老夫人高深莫测地说：不可以。

从十九岁那年起，我就认定，“九”是我的幸运数字，那些奇迹般的好运统统降落在十九岁，二十岁以后的岁月又如此黯淡漫长，这使我怀着全部的希望等待我的二十九岁的到来，我坚信，到了二十九岁，一切就会改变的。

二十九岁是我珍藏在心底的一颗珍珠，我怎么能把它轻易出卖呢。我想，二十九岁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否则老夫人是不会看中它的。

老夫人郑重地说：多米你看着我，回答我的问题，你希望成为女先知，还是希望获得现世的成功？

我说：两者我都要。

老夫人说：人不可以太贪婪。

我说：那我要现世的成功。

老夫人沉吟了一下，说：我明白了，你已决定放弃这台相机。多米，我很遗憾，你本来可以看见永恒，但你正在失去这唯一的机会。

我心有所动地对老夫人说：你是否能更改一下您的卖价，我可以给您二十九岁之外的任何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

老夫人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她说：你可以走了。

我面对失去的珍宝优柔寡断地问道：我能否考虑一天，明天晚上再把最后的决定告诉你？

老夫人说：你已经做出过放弃的决定了，这就不可挽回了，一个不能够不顾一切地要下这台相机的人是不能成为它的主人的。

她说：你还是走吧，以后你也不要再来了，你不会再找到这所房子的。

我跨出这所房子，回头看时，那灯光已经熄灭了。

后来我曾多次骑车到河堤路，从它的开端走到它的末端，确实再也没有看到这所房子。

时至今日，我终于明白二十九岁对我的意义时，我常常想，假如当初我以二十九岁作为代价要下了那台先知相机，我是否还会有调到电影厂的可能呢？二十九岁的所有运气是否也会因为这一年的转让而不再降落到我的头上呢？是否我的命运轨迹会永远地不可逆转地成为另一种样子呢？

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