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敷返回湘乡县城旅店，将此行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郭嵩焘。嵩焘大喜道：“广敷兄，你不仅会看相看风水，巧舌如簧，还会察访民情，连荷叶塘死了几百年的贺三婆婆的坟都给你派上用场了。”

陈敷得意地笑道：“贺三婆婆的坟给那块风水宝地做了最好的证明。不然，我与曾侍郎素不相识，他们何以会相信我呢？”

郭嵩焘也笑道：“不是贺三婆婆给你的宝地以证明，怕是你的宝地是受贺三婆婆的启发吧！”

陈敷大笑起来，笑完后，正色道：“筠仙，你不要说风凉话。这风水地学的确不可不信。你想想看，若不是父母葬得好地，朱元璋一个要饭的和尚，怎么会做起九五之尊来呢？”

郭嵩焘点点头说：“对风水之说，我取圣人的态度，也学个子不语：既不信，亦不贬。”

“幸好曾侍郎一家不取你的态度。不然，我这一套就吃不开了。”陈敷一边说，一边收拾行李，“筠仙，对曾侍郎，我讲的是虚，你这次去要讲实，实实在在地剖析局势，打消他的顾虑。他不是二十几岁的热血青年，不会因为我那几句空头话，就会不顾一切地出山办事。曾侍郎常对人说要实事求是，我那一番话，会对他起些作用，但关键还在于你的实话。我们就此分道扬镳，我去宝庆府寻一个方外友人。你此番去，必定会和曾侍郎一道出来，好自为之吧，前程大得很。”

“兄台不要走，我们一起办吧！”

“我是闲云野鹤，疏懒惯了，哪里耐得那种繁剧。”陈敷笑道，“贤弟珍重，后会有期！”

说罢，飘然向宝庆方向走去。郭嵩焘也急忙收拾行装，离开旅店，向荷叶塘出发。

陈敷走后的当天下午，湖南巡抚衙门遣人送来一封咨文。咨文转录兵部火票递来的上谕：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钦此。

曾国藩想，这是不是镜海先生密荐的结果呢？陈敷前脚走，上谕后脚便跟来了，难道真的就如这个江右山人所预言的：后半生将要由此而入阁拜相、封侯赐爵？他紧闭房门，燃起一炷清香，盘坐在床上。在袅袅香烟中，他微闭双眼，如同老僧入定般，尘世的一切都已远去，灵府深处一片澄静，思路格外地清晰。这是他十年前跟随唐鉴读书，从唐先生那儿学来的诀窍。曾国藩治学不主门户，善于贯通各家学派。唐鉴有一次告诉他：“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唐鉴的话指点了他。他想到老庄也主张静，管子也主张静，佛家也主张静，看来这“静”字是贯通各家学派的一根主线，正是天地间最精微的底蕴，所以各家学派都在这一点上建立自己的养性处世理论。管理国家也要这样，人们常称赞治国贤臣都是“每逢大事有静气”的人物。心静下来，就能处理各种纷乱的军国大事。从那时起，他每天都要静坐一会儿，许多为人处世、治学从政的体会和方法，便都在此中获得。尤其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他更是不轻易作出决定，总要通过几番静思、反复权衡之后，才拿出一个主意来。为让气氛更宁馨些，还往往点上一支香。每见到这种情况，家人有再大的事也不打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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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为皇上分忧，还是为实现个人抱负，曾国藩认为都不应该推辞这个使命。十多年来，皇恩深重，皇上的江山和他自身及整个曾氏家族都早已连成一体。现在皇上要臣下临危受命，他怎能辞而不受？何况早在家乡读书时，他便立志，此生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进了翰林院以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文要有韩愈的成就，武要有李泌的功绩，从而彪炳史册，留名后世。自从升授礼部侍郎以后，他便更加踌躇满志。几年来，除户部外，他遍兼五部侍郎。国家大事，他件件都能应付裕如。在兼管兵部时，他遍读历代兵书，尤爱读《孙子兵法》和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眼看时局动乱，心中隐然以救世拯民者自居。他赋诗明志：“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诸葛。”立志做孔孟诸葛亮一流的人物。现在长毛作乱，危及两湖，看来还有蔓延北去东下的危险，朝廷视之为心腹之患。拯国难，纾君忧，不正当其时吗？何况自己已与长毛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他恨死了这帮犯上作乱的叛逆。受命出山吧！蓦然间，他又下意识地摇了摇头，想起去年的一次朝会——

乾清宫正殿。当年的太子奕詝、现在的年轻皇上，端坐在宝座上。他登基已一年多了，改号咸丰。

在曾国藩看来，皇上好像有一股励精图治的劲头。一年多来，皇上广开言路，重用贤臣，颇思有一番作为。比起道光帝晚年来，朝中充满了生气。曾国藩因为遍兼五部，深知国事已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连年干旱、虫灾，有的地方几乎是颗粒无收，而各级官吏的征搜敲诈则有增无已，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饥民，是赤地千里的荒土。而更可怕的是，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科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上个月，曾国藩上了一折，指出当前国家有两大病患，一是国用不足，二是兵伍不精。他建议裁汰五万绿营兵，以裕国用。奏折送上去，倒是很快地就批下来了，但只有“知道了”三个字，弄不清楚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曾国藩只有轻轻叹息而已。

那天的朝会上，有几个大臣谈到广西的战事。洪秀全扯旗造反已近一年，每当谈起这件事，满朝文武，无不变色。大家心里都清楚，八旗驻防兵和绿营加在一起，虽然将近百万，但根本不能打仗；派遣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去督军，其实也是无济于事的。

曾国藩站在朝班中，想到国家经纬万端，最终归于天子一人。对年轻的咸丰帝，他充满希望。皇上若能这样继续下去，端正圣躬，发愤图强，则国事尚可为。想到这里，他把早已准备好的几点意见重新清理一下，从队伍中走出来，跪下奏道：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混淆，若对此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端之近似，亦各有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两班文武听到这里，吓得一声不敢吭。这曾国藩今天变成了虎胆豹心，竟然敢说皇上的不是！有人偷眼看了下皇帝。但见“正大光明”匾下那位年方二十、瘦瘦精精的天子正在听着。或许是曾国藩的湘乡官话不大容易听得懂的缘故，皇帝的脸上并无任何表情。在曾国藩略为停顿的当儿，咸丰帝嘴角微微一动，说：“卿只管说下去。”

曾国藩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臣每观皇上祭祀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自去岁以来，广林、福济、麟魁、惠丰等都以小节获咎。此风一长，则群臣皆务小而失大。即为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材，其次者在审度地利，又其次者在慎重军需。而此三者，筹措中都有失误。”

咸丰帝脸色已见不怿，为顾全体面，也怕堵塞言路，他没有发作，只是不大耐烦地打断曾国藩的话：“第二端呢？”

“臣闻皇上万几之暇，熙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去岁广开言路，然群臣所奏，大抵以‘知道了’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咸丰帝见曾国藩先是指责他处理广西军务失措，现又说他纳谏是虚，不觉大为恼火，本想不让他说完，但又想知道下文，于是带着怒气地指示：“曾国藩奏语宜短，快说下去！”

曾国藩听到这句话，顿时感到脚腿发颤，虚汗直流。“是！”他镇静一下，决心一吐为快，“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此广大之美德。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犹不可不防……”

“狂悖！放肆！”咸丰帝再也不能忍受了。一年来，臣工们也曾上过不少指责时弊、规劝皇上的奏疏，但语气都极为委婉温和。对这样的奏疏，咸丰帝看得下。尽管文字用得婉转，但用意他还是明白的，他喜欢臣下都用这样的语言奏对。他没有想到，今天曾国藩在众多文武面前，居然用“失误”“虚文”“骄矜”这样尖刻的语气来指责，他感到自己至高无上的尊严受到了挫伤，怒火中烧。曾国藩分明是瞧自己只是刚过弱冠的年轻人，才敢如此肆无忌惮。今日如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怎能建立起自己的威望？他厉声喝道：“曾国藩所奏纯属想象之词，并无实在内容。如此以激辞上奏而沽忠直之名，岂不虚伪？岂不骄矜？该当何罪？！”

两班文武见咸丰帝盛怒，莫不战栗异常。慌得大学士祁隽藻忙出班叩首奏道：“曾国藩所奏狂悖，罪该万死。但姑念他敢于冒死直谏者，原视皇上为尧舜之君。自古君圣臣直，恳求皇上宽恕他这一次。”

左都御史季芝昌也出班担保：“曾国藩系臣门生，生性愚戆，然心则最直最忠。倘蒙皇上不治其罪，今后自当谨慎。”

咸丰帝看到祁隽藻、季芝昌都来说情，又思曾国藩之言本出于忠悃，今日治罪于他，势必招来朝野议论，反为不美。于是趁他们说情的当儿，把手一挥：“下去！”

曾国藩不敢再说什么，忙磕头谢恩，退了下来。他不知那天是怎样回到家里的。他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想到即将大祸临头，心中不免有点懊悔。原以为今上会有所作为，谁知却这样的器量狭小！他设想马上会来的处分：重则削职为民，轻则降级外调。他吩咐欧阳夫人收拾金银细软；又把纪泽叫到跟前，告诫他好生念书，日后只做一个明理晓事的君子，千万不要做大官。纪泽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曾国藩着实紧张了几天。后来听说咸丰帝气消了，只批评他“迂腐欠通”，同时也肯定他“意尚可取”，没有处分。一场惊恐虽已过去，但新天子的圣德，曾国藩也算体会到了。

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使曾国藩深深懂得，当今为官，没有皇上的信任、满蒙亲贵的支持，要办大事是不可能的。现在是办团练，性质更加不同。团练若不能打仗，则不成事；不成事，则皇上看不起。若能打仗，必然会成为一支实际上的军队。满人对握有军权的汉人，一向猜忌甚深。这支军队将会招致多少嫌猜！弄不好，非徒无功，还有不测之祸。再说，湖南的吏治也太腐败了，在十八省中可谓首屈一指。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皇上多次痛责湖南的吏治。原巡抚陆费泉、布政使万贡珍、辰永沅靖道吕恩湛，都因贪污营私舞弊、办事颟顸等原因交部严议，或撤职查办。现在巡抚、两司虽说都换了新人，但多年来的腐败习气，岂是换掉几个人就会改变的？还有一个原因隐埋在他的心底最深处，不能有丝毫流露——

过去在京中做官，从奏章、塘报，以及亲友的信函中，曾国藩知道国势已败坏。这次出京南下，从直隶到山东，从苏北到淮南，所到之处皆哀鸿遍野，饿殍盈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各种事态都使他感到国家正处在人心浮动、危机四伏的时刻。曾国藩多次在心里叹息：没有想到国势竟坏到这般地步！被太平军俘虏的那半天，他亲眼看到长毛军容整齐，战斗力强，军中亦不乏人才。尤其是那晚要他誊抄的告示，以民族大义鼓动汉人起来光复国土一节，更是甚合汉人之心。看来洪杨非等闲之辈，莫非天心真的已厌倦爱新觉罗氏，要改朝换代了么？自己受皇恩深重，理应匡扶皇室。但天心既厌，人力岂能改变得了！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皇上的江山，能保得住吗？

想到这些，曾国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料欲效武乡、邺侯竟不能！”他决定不受命，至少暂不受命。曾国藩不再想了，他从床上起来，摊开纸，要给皇上写一份《恳请在籍终制折》。

经过三四天的反复修改、润色、誊抄，奏折已写出来了。正拟派人送往长沙，呈请张亮基代奏，荆七进来禀报：“湘阴郭翰林来访。”

又是几年没见面了，曾国藩与郭嵩焘两位至交老友相见后分外亲热。郭嵩焘以晚辈身份，向停厝在腰里新屋的江氏老太太灵柩跪拜行礼，又拜谒老太爷曾麟书，并与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一一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