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禁不住在心里笑起来：原来是这样远的瓜蔓亲，难怪康福不曾提过。

“这种亲戚，从我个人来说，实在没有走动的必要，但我想了解一下京师下层百姓对湘勇的看法，问问他们还是合适的。”

曾国藩轻轻地点头赞许。康福继续说下去：

“当我到了京城的时候，武昌、汉阳同日克复的捷报先已到了。我的表兄表舅对大人和湘勇的战绩赞不绝口，表兄说‘到底还是我们湖南人厉害’。表舅还得意地说他见过大人，那年大公子生病，他亲自送药到府上，说大人是当今的郭子仪。”

“说得过头了。”曾国藩嘴上谦虚，心里却乐滋滋的：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是京师的舆论啊！

康福喝了一口茶，又说下去：“我那晚去拜访周学士，恰逢他家中有客，周学士留下大人给他的信，要我明晚再去。第二夜我又到周府，学士甚是客气，看得出，那是一位豪爽旷达、极好相处的人。”

康福对周寿昌的评价，使曾国藩略感意外。自从周寿昌那次在妓院喝花酒后，曾国藩就不喜欢他了，认定他是一个风流放荡的才子，像杜牧、唐寅那样，不是一个成大器的人物。只是上次周寿昌给郭嵩焘来信，谈到奕訢、肃顺荐举的事，才使得曾国藩觉得他也还重友情、讲义气，于是主动给他去了信，周寿昌也回了信，二人重归和好。至于周寿昌的豪爽旷达、极好相处这些特点，曾国藩先前注意不够，经康福一提，想一想，也的确如此。他想：平素总自诩会识人用人，白跟周寿昌相处这多年了，竟不如康福一面之交看得准确！

“周学士说，他对大人一向尊敬。过去只着重大人的道德文章，没有发现大人的军事才干。周学士说，大人真正有经天纬地、安邦定国之才，大人既然想打听朝中之事，他把与大人有关的情况，就所知的，全部说出来，要我回来告诉大人，好使心中有数。”

“荇农知道许多内情。”曾国藩预感到有些不祥，两只眼睛专注地望着康福，听他的下文。

康福说：“周学士从一位王爷那里听到一件极机密的事。”

曾国藩心里紧缩起来。

“那天，皇上正在养心殿东阁批阅奏章，内奏事处送来武昌、汉阳克复的捷报。皇上看后，高兴地离开座位站起，大声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建此殊勋，朕要重重地赏他。’立刻吩咐内阁拟旨。内阁拟好后呈上，皇上亲自添了一句，‘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内阁将圣旨由兵部用火票递出。第二天，大学士祁隽藻见皇上。皇上又在祁隽藻面前竭力夸奖大人，并说那年幸亏他出班说情，不然真会冤枉了忠臣。谁知祁隽藻那昏老头，不仅不为大人说话，反而……”康福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

“反而什么，说下去。”

“祁隽藻反而说，‘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百应，恐非朝廷之福。’”

“这个老夫子，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岂不是越活越糊涂！”曾国藩在心里狠狠地骂道。

康福见曾国藩脸色不悦，便借喝茶的机会停了下来。

“皇上听了这话如何呢？”曾国藩追问。

“周学士讲，祁隽藻这么一说，皇上像是被提醒了似的，说，‘老先生老成谋国，忠心可嘉。朕一时高兴，没有想到这一层。看来曾国藩不宜署理湖北巡抚。’祁隽藻说，‘老臣今日正为此事而来。我朝制度，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士兵本身登于国家名册，家口载于兵籍，尺籍伍符，兵部按户可稽，国家对于将弁，铨选调补，操于兵部，故军队归于中央。虽然白莲教造反时，各省都组织乡勇，但只是捍卫乡里、剿匪安境而已，人员也不过数十上百。现在曾国藩的勇丁已达两万，勇由将募，将听曾国藩之令。这两万人马，已变成听命于曾国藩一人之令的军队。皇上想过没有，现在再授予曾国藩巡抚之职，握有地方实权，后果将会如何？皇上，古话说得好：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皇上明白祁隽藻的意思，说，‘那就收回成命，赏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吧！’”

原来如此！过了好一阵，他才问康福：“荇农这个消息可靠吗？”

“周学士说，这是王爷亲口对他说的，绝对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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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荇农还说了些什么？”曾国藩强压住满腔愤懑，停了片刻后又问。

“周学士说，也是武昌攻克之后不久，皇上有次在南书房，当着潘祖荫等一批值班翰林说，现在江北大营围江宁之北，江南大营围江宁之南，桂明、多隆阿的军队从长江北岸向江宁进攻，曾国藩的湘勇从长江南岸和江面上向江宁开进。朕已布置四路大军将江宁包围住了，谁先攻下江宁，活捉贼首，朕便封他为王。”

“皇上真的这样说过？”曾国藩对此表示怀疑。自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历代再也不封汉人为王。难道是皇上忘记了祖制？还是皇上鉴于长毛气势猖獗，难以平定，特为破格悬此重赏？抑或是皇上断定自己这个四路大军统帅中的唯一汉人，不能最先攻下江宁？

“周学士说，皇上的确这样说过，当时听到这话的有好几个翰林学士。而且，袁大人也知道有这事。”

如同一个古董爱好者的眼前忽然出现了商周彝鼎，曾国藩周身滚过一阵热浪，两只三角眼炯炯发光。大丈夫生当封万户侯，现在岂只是侯，只要努力，竟然可以得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的尊贵了。这个荷叶塘的世代农家之子，哪怕是最狂热的时候，也都没敢企望到达这一步。他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只要能先克江宁，受封王爵，眼前和今后的所有艰苦委屈，甚至是侮辱，都要忍受下来。这样一想，刚才的愤懑差不多立即化光。他换了一种轻松的口吻问：“漱六身体怎样？还是肥肥胖胖的？”漱六是他对亲家湘潭袁芳瑛的昵称。

“袁学士的确很胖。他要我告诉大人，他已外放苏州知府，不久就要离京赴任了。”

“漱六真正好福气。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果放我去当几天苏州知府，这一生也不枉过了。”曾国藩心情一开朗，说话也有风趣了。

“袁学士的太太还送给夫人一段衣料，送给大小姐一对金手镯，都放在包里，等下一并拿出来。”

“你刚才说，漱六也知道皇上讲的那句话，他还给你讲了些什么？”曾国藩对夫人的衣料、女儿的首饰毫无兴趣，他关心的是朝廷对他和湘勇的看法。

“袁学士对此事比周学士还了解得多些。袁学士说，皇上在南书房里说的话，立刻被传了出来，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据说几天后，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对皇上说，皇上将最高爵位赏给攻下江宁的人，必定对前线是个极大的鼓舞。但他提醒皇上，江北大营是琦善为首，江南大营是和春为首，北路大军是桂明、多隆阿为统帅，他们都是满人，若立此盖世功勋，当然可以封王。但水路和南路是曾部堂在指挥，倘若曾部堂先攻下江宁，若封王又坏了祖制，不封王又失信于天下。皇上说，琦善、和春就在江宁旁边，当然是他们先攻下江宁。僧王说那不一定，琦善、和春均非成此大功之人，除非皇上对南北两大营再增兵加饷。袁学士说，从那以后，朝廷事事优待南北两大营。袁学士对此颇为气愤，说：皇上是想汉人出力，满人封王。”

袁芳瑛的话使曾国藩大为震动，难怪陕西、江西的协饷至今未到，难道是朝廷把它调给了江南、江北两大营？一股委屈的情绪袭上心头。

“袁胖子这个人就喜欢信口开河，将来会在这点上吃亏的。”说的当然是真话，但这样的真话岂是随便可说的！曾国藩很为自己这位言行不甚检点的亲家担心。

“袁学士还跟我说了一件绝密的事。”

“什么事？”尽管曾国藩听到这些话后时忧时喜，但这些消息的确是太重要了。听说又有一桩绝密事，曾国藩禁不住神情肃然起来。

“袁学士讲，那是湘勇尚未出湖南境内时，一日，皇上忽然召见他，袁学士颇为紧张地来到懋勤殿。皇上问，‘你和曾国藩是亲家？’袁学士答了声‘是的’，心里想，皇上怎么会知道？皇上又问，‘有人说，曾国藩在衡州练勇，接受王夫之后人送的宝剑，而这把剑是前明永历所赐，王夫之曾持此剑与我南下大军为敌。你知道这事吗？’袁学士对我说，他当时听到皇上的发问，浑身流汗，内衣都湿透了，心里又惊又怕。这是哪个龟孙子告的密？若皇上存心追究，加上一个谋反的罪名都有可能。王夫之后人赠剑的事，他一无所知。袁学士说，幸而他曾经访问过王夫之故居，知道王氏家藏的这把宝剑的来历，于是他对皇上说，‘曾国藩受没有受王夫之后人所送的剑，这事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清楚，藏在王夫之故居的那把剑，并不是永历赠给王夫之的，而是洪武赐给王夫之祖上的。’皇上问，‘你怎么知道？’袁学士答，‘臣是湖南湘潭人，湘潭离衡州只有两百余里。臣少时在衡州读书多年，到过王夫之的故居，见过这把剑，并且从王夫之后人那里打听过这把剑的来历。’皇上说，‘既不是永历赐给王夫之的，那这事就不消过问了。’袁学士说，‘皇上圣明。据臣所知，王夫之虽然做过前明的臣子，他后来还是拥护我大清的，故康熙爷赠米给他，死后还被宣付国史馆立传，乾隆爷修《四库全书》时，还收了他的四部著作。曾国藩乃一荆楚下士，蒙两朝圣恩，才有今日的地位。其耿耿忠心，皇上是知道的。何况此剑并非王夫之的，即便是王夫之的，也不能据此而对他的忠心有所怀疑。臣听说曾国藩在湖南练勇，艰苦备尝，其为人刚正廉明，疾恶如仇，在湖南得罪不少人，或许有人挟嫌亦未可知。祈皇上明察。’皇上称赞袁学士奏对得体，没有再问下去了。袁学士对我说，挟嫌之人很可能就是陶恩培。此人惯行的手段是用重金收买京官，又最喜欢向朝廷上密折。衡州知府陆传应是他的心腹，船山后人赠剑事，多半是陆传应得知后，再告诉陶恩培，陶恩培再密告皇上的。袁学士又说，德音杭布极有可能是僧格林沁等满蒙亲贵安置在湘勇中的密探，要大人加倍提防。”

康福一直谈到半夜才离开。下半夜，曾国藩一直未眠，两件大惑不解的事总算有了解答。衡州出师之日所受到的降二级处分，改署抚为兵部侍郎衔，原来都事出有因。这些事，年轻的王闿运看得透彻，自己有时反而不清醒。他深悔不该接受王世全所赠之剑，那时只想到这是攻克江宁的吉兆，却没有料到会授仇人怨家以把柄。好危险啊，若不是袁漱六能言善辩，岂不招致巨祸！“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曾国藩反复默念先哲的格言，仿佛觉得今夜长进了很多。他从心里佩服皇上的圣明，感激皇上的信任，对皇上优待江北江南大营，也宽怀释然了。曾国藩发誓，今生今世要竭忠尽力为国效劳，以报答两朝圣主的知遇之恩。转念，他又想：皇上还年轻，识人和治国的经验都不够，难保今后没有人在他面前再进谗言。尤其是那批满蒙显贵，对汉人从来就抱有深刻的偏见，对手握重兵的汉人更不放心，皇上也最听得进他们的话。历史上带兵在外的将帅，为取信君王，有刘秀遣子侄于朝、王翦索赏田园以示无大志的先例。曾国藩想，到一定时候，这些都可以仿效。而眼下先要在皇上面前建立一个谦虚谨慎、不居功不自恃的形象。他走到书案前，抽出一张纸来，给皇上拟了一道奏折：

臣奉命援鄂皖，肃清江面，岂不知艰大之责，非臣愚所能胜任，只以东南数省大局糜烂，凡为臣子，至此无论有职无职，有才无才，皆当毕力竭诚，以图补救于万一，遂自忘其愚陋，日夜愁思，冀收天下之效。然守制未终，臣之方寸，常负疚于神明。虽治军近两年，平日墨绖素冠，常如礼庐之日，而夺情视事，此心终难自安。日前田镇大捷，皆臣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桂明、多隆阿等人之功，微臣毫无劳绩。刻下臣拟会同水陆两路，向九江进发。嗣后湖南之勇，或得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敢受。伏求圣上俯鉴愚忱。倘借皇上训诲，办理日有起色，江面渐次廓清，即当据实奏明回籍，补行心衷，以达人子之至情，而明微臣之初志。

写好后，天已放明，曾国藩正准备出门散散步，塔齐布急忙来报：“长毛伪翼王石达开已到江西，在九江、湖口一带修筑堡垒。请大人下令，急速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