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带着弟弟贞干，统帅吉字营、贞字营一万四千人屯于安庆城下，已有七八个月了。他采取的仍是过去围吉安的老办法，稳扎稳打，长围久困。曾国荃是个以蛮出名的人，他遇事不干则已，干则非达目的不可，拼上血本，甚至贴上老命也不在乎。那时安徽连年战争不息，皖中、皖南，太平军和湘勇打得你死我活，皖北捻军、苗沛霖团练、胜保袁甲三的绿营之间也斗得难分难解。从咸丰三年开始，七八年间无一日无战火，无一地无硝烟，再加上干旱、蝗虫，真个是天灾人祸，集于一时，东南八省，以安徽百姓受苦最为深重。史书上记载的易子而食、析骨而炊的事，在这里常可见到。人肉公开出卖，一斤标价从八十文到一百二十文不等。曾国荃将军中一千石积压发霉的陈米拿出来，招募民夫，替他挖壕沟。告示一贴出去，安庆府六县饥民便蜂拥而至。他用这批廉价的劳力，绕安庆城外挖了两道宽五丈、深二丈的大壕沟，只在南门外靠长江一带与东门外靠菱湖一段留下两个缺口。这两道壕沟相距两里多路，前壕又称外壕，用于阻挡援军；后壕又叫内壕，用于围住城内的太平军。吉字营就扎在两条壕沟之间。曾国荃在湖南新招五千勇，连同原来的五千，共一万人，习惯上仍叫吉字营，实际上已有二十个营了。他按建营初期前、后、左、右的称呼，将二十个营分成四个部分。四年前，曾国藩曾荐萧启江、江继祖、萧庆衍、彭毓橘为吉字营营官。不久，萧启江回籍守丧，江继祖阵亡，萧庆衍被李续宜拉去。于是曾国藩又荐萧孚泗、李臣典、刘连捷代替。曾国荃以彭、萧、李、刘为分统，每个分统下隶五个营。曾贞干贞字营四千人，分为八个营。这支人马，曾国荃私下称之为曾家军。曾国藩将它看成真正的嫡系，它的粮饷装备都要优于李续宜、李元度、鲍超、张运兰、萧启江等陆路各部，甚至也比他所喜爱的水师要好。

曾国荃驭勇自有一套与大哥大不相同的办法。他不作什么忠于皇上之类的训话，也没有繁琐的规章制度，他的办法很简单，只有两条：一是打仗时，所有官勇都要给他死命地打，不肯出力的，贪生怕死的，他授权分统、营官、哨官，有权就地处决；二是打完胜仗后恣意享乐。通常是，野战打赢了，听任勇丁抢敌尸身上的金银财宝，直至剥衣服；攻下城池后，让勇丁快活三日，这三日内不论奸抢掳掠，杀人越货，一概不问，三日过后再禁止。曾国荃的吉字营保举比别的营都多都滥，有的营官、哨官把自己在家种田做事的兄弟叔伯的名字也写进保举单，曾国荃明明知道，照保不误。这两条办法对农家出身的湘勇来说，最为实在，因此他手下的官勇人人打仗不怕死，成为湘勇中极有战斗力的一支人马。曾国藩对九弟“快活三日”的犒勇之法很不满意，多次劝说，曾国荃当面答应，实际上却一点不改。他有他的想法：没有甜头，谁会为你卖命？忠君保朝廷，只能跟读书人说说，种田人出身的勇丁，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吉字营驻安庆城外久了，前壕外新增了不少店铺，其中尤以茶楼、烟馆、妓院为多；有的营官哨官干脆用几十两银子买个逃荒女子，给她盖个茅棚住下，天天相会，好像要在这里成家立业，生活一辈子似的。所有这一切，曾国荃一概不管。

安庆城里却又是另一番景况。守将叶芸来，官居受天福，是从广西杀出来的老兄弟，英勇善战，忠直耿介，手下有两万五千精兵，隶属英王陈玉成部。玉成打江南大营时，把留守安庆的重任交给了叶芸来。叶芸来深知安庆战略地位的重要，这个酷爱饮酒的广西佬，从受命之日起，便戒了酒，并下令所有官兵，非特令不得饮酒。对曾国荃的围攻，叶芸来作针锋相对的部署。安庆城墙高大坚厚，不易攻破，只要与外界的联系不断，湘勇围它三年五载都不在乎。

安庆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靠的三条路。

南面的长江是最主要的交通要道，但这条水道却被堵死了。彭玉麟的内湖水师和杨载福的外江水师，像两座水坝似的将长江拦腰截断，太平军的粮船一只也到不了安庆。叶芸来无水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条通道丢失。间或有少数洋船夹带着粮食闯过“水坝”，来到安庆码头，叶芸来则以高价收买，使洋人获利甚多。

城东面有一个大湖泊，名叫菱湖，以盛产菱角出名。此湖虽不大，但它南通长江，东连破岗湖，与纵湖相接。这一带号称鱼米之乡，是安徽最富饶的地方。安庆被围之后，城内的柴米菜蔬主要由菱湖运来。叶芸来为保全这一条通道，派副手巩天侯张潮爵带八千人，沿湖筑了十八座石垒，将菱湖牢牢看管。

北门外一条大道连庐江、庐州，历来是安庆与北面联系的主要陆路。离北门十五里处有一险要地段，名唤集贤关。关外山冈起伏，尽是红色花岗岩，当地人叫它赤岗岭。集贤关犹如一道天门，扼控着安庆通向皖北的这条官马大道。叶芸来派他手下第一员猛将刘玱林防守此地。刘玱林带领五千精锐之师，沿赤岗岭建起四座大石垒，如同四大金刚似的将集贤关死死地把守。叶芸来守安庆，运用的正是太平军行之有效的传统战术——守险不守陴。

湘勇和太平军就这样对峙着，时打时停，城也攻不下，围师也不撤。陈玉成几次亲自带兵救援，都未能突破曾国荃的两道壕沟。每次打了几仗后，又因别处战事紧急，陈玉成又不得不掉兵他往。

安庆战场引起了天王洪秀全的关注，他命令干王洪仁玕设法解安庆之围。洪仁玕是天王的族弟，自幼饱读诗书，一心想走科举功名的道路。洪秀全起义前，曾与他密谈过，但他不参加。起义后，洪秀全派人回花县老家接眷属，再次邀请他，他又拒绝了。后来，清朝廷通缉洪氏族人，他便离开花县，寻洪秀全不到，半途折回。咸丰三年去香港，在西洋牧师处教书。第二年离香港到上海，想到天京去，受清军所阻，只得滞留上海，在洋人办的学校里学习天文历法。这年冬天又返回香港。咸丰九年四月，洪仁玕抱着“聊托恩荫，以终天年”的思想再次寻找洪秀全，在洋人帮助下，这次终于顺利到了天京。

此时正当杨韦内讧之后，石达开又带兵出走，洪秀全对异姓猜忌甚深，而自己的两个异母兄又不中用，见到这位学贯中西的族弟，十分欢喜。见面之后，便授予福爵；几天后又晋封义爵，加主将；不久，又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晋封洪仁玕为开国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全国军政，相当于当年杨秀清的地位。

洪仁玕来到天京未满一个月，并无尺寸之功，便位居宰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洪仁玕毕竟是个眼界开阔、学养深厚的有为之士，他决心不负天王重托，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地担起领导天国军政这副沉重的担子。

洪仁玕在香港生活较长时间，对外面世界了解甚多，看到西方国家制度优越，生产发达，很受启发，有心想把天国治理得如同西方国家一样的繁荣富强。他参考外国的成功经验，向天王提出了一套崭新的建国纲领——《资政新篇》，试图从风、法、刑三个方面着手，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这个《资政新篇》受到天王的激赏，只是因为天国版图内，几乎无一块安宁之地，其中所提出的许多美好的设想，当时都不能实现。他只能暂时搁下，集中精力考虑战事。

干王虽然没有亲临战场打过一天仗，但他聪明好学，读过不少前代兵书，平时也常跟天王闲聊打仗的事，慢慢地也悟到一些用兵打仗的知识。在对天国各大主要战场作了全面分析之后，干王提出围魏救赵之计，即以打武昌来解安庆之围。干王向天王谈了这个设想，得到天王支持，并要他和陈玉成、李秀成再细细商量。

陈玉成从皖北战场星夜赶回天京，李秀成也匆匆离开苏州忠王府工地。洪仁玕向二王谈了大江南北两岸同时出兵奇袭武昌，以此引诱湘勇兵力西去，从而解安庆之围的用兵计划。陈玉成听毕，立即表示赞同：“干王此计甚好。武昌为湖广中心，湘妖粮草辎重，全靠从武昌船运至下游，倘若将武昌夺回，则断了湘妖的后路；且目前胡妖头正率湖北绿营的主力驻扎在英山一带，守武昌城的是满虏官文，此人是个无才干的圆滑官僚，城里的兵力亦单薄。武昌告急，胡妖曾妖必然会全力抢救。”

李秀成却不同意，无论从哪方面看，洪仁玕的这个想法都不成熟。

“围魏救赵之策，写出了我天国军事史上光辉一页的，是今年初夏大破江南大营的战绩。”外表看来文弱白净如同妇人的李秀成，说起话来却声如洪钟。他有一个特殊的习惯，一坐下来，左右两条腿便交换着不停地上下颤动，说话时亦如此。干王在李秀成的心目中并无地位，只是由于等级的限制，也因为看在天王的面子上，他才表面上服从。李秀成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天国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他，一个身经百战的统帅，一个对天国有深厚感情的老兄弟，有责任帮助从未打过仗的干王和比自己小十来岁的英王纠正失误。“它固然是一个好计策，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行之有效的，要看天时、地利、人和。目前正当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非大规模军事移动之时，武昌离安庆近千里，围千里之外的武昌来救安庆，这种围魏救赵，历史上少见，且上次的对手和春、张国梁，都是有勇无谋之辈，现在我们面临的曾国藩、胡林翼，最是老奸巨猾，怕是难以瞒过他们的眼睛。”

李秀成的这番话，说得洪仁玕和陈玉成一时语塞。沉默一会儿，陈玉成说：“忠王的话不无道理，但我以为，此策仍可使用。千里围武昌，固然远了一点，但长途行军是我军的传统，轻装疾进，有十天半月也便到了。天气虽冷，难不倒弟兄们，只要能打胜仗，吃这个苦值得！曾胡老妖虽然奸猾，但他们也不能眼看武昌丢掉不救；武昌一丢，清妖军心必然不稳，安庆亦不可久围。我看还是按干王布置的，我带皖北十万人从江北进军，忠王带苏南八万人从江南进军，可望正月间在武昌相会。”

洪仁玕也说：“眼下解安庆之围，只有这个办法，舍此别无良策。退一步说，即使曾妖不去援救，我们乘隙来个四下武昌，也是一个振奋军心的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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