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听了这话，有一种茅塞顿开而豁然爽朗、聪明大张之感，深深佩服总督大人学问汪洋浩大，自己在他的面前，直有潺潺细流与长江大河之别。

“请问大人。”张裕钊在认真思考之后，恭谨地问，“常见古人诗话中谈到诗的气象。卑职想，古文应该也有气象，而究以何种气象为好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说明廉卿这段时期来对古文的钻研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境界，即从字、句、段的思考上升到对全篇的思考。”曾国藩日渐昏花的三角眼里射出赞赏的目光。

“古人以‘气象’二字来评诗，较早的可见于南宋初期周紫芝所著《竹坡诗话》。竹坡居士说郑谷的‘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之句，别人皆以为奇绝，他以为其气象浅俗。后来《沧浪诗话》里多次提到‘气象’，说唐人诗与宋人诗，先不谈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又说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其实不只是诗，文、书、画莫不如此。气象，就是指面貌、神志。老夫以为，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能可贵，如久雨而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登高楼俯视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远眺。又如英雄侠士褐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貌。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庄子、韩子而外，唯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但文辞不如孟、庄、韩三子之跌宕。老夫以为文章要达到这种地步，乃是最高的境界，很不容易做到，但应成为我辈力求达到的目标。”

这一大段宏论，说得四子皆低头不言，心中自觉惭愧。隔了好久，黎庶昌想起那年吴敏树要跟曾国藩打官司的事，不知曾国藩心里对这事究竟怎样看，有没有芥蒂，平时没有机会问，今天可是个好机会。他笑着问：“关于桐城文派的事，吴南屏后来捐钱请大人给他除名了吗？”

“南屏那人你还不知道！”曾国藩爽快地笑起来，“他是打死都不认输的。后来的信中，他干脆将姚鼐比之于吕居仁。这是他的性格，我也不计较。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饭吃，也称得上我们湖南人中的豪杰。不过，以姚氏为吕居仁之比，也贬之太甚了。老夫粗解文章，实由姚先生启之。姚先生为知言君子，只是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之耳。他的《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之文，稍涉私好，而大体上是站得住的。其序跋类渊源于《易・系辞》，词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为不刊之典。老夫鉴于姚先生所编，不选六经、诸子、史传之文，虽另编《经史百家杂钞》，但平心而论，姚先生之《类纂》要比老夫的《杂钞》流传得久远。”

黎庶昌深以此言为持平之论，并对曾国藩的心胸气度看得更清楚了。他正要请曾国藩再谈谈对桐城三祖的看法，吴汝纶又发问了：“大人，听说您要写一篇文章，提出古文的八字诀和四象说，能让我们先知一二吗？”

“你们四人，最数挚甫不安本分，不知又从哪里刺探了老夫的机密。”就像老父亲亲昵地指责聪明灵泛的小儿子一样，其实心里很高兴，他乐于向弟子们透露所探得的古文之骊珠，“老夫思考得尚不成熟，就大致说说吧。八字诀，即以雄、直、怪、丽为古文阳刚美之特征，以茹、远、洁、适为古文阴柔美之特征。我还要仿照司空表圣的办法，每个字下再给它以八个字的详述。四象，即太阳为气势，气势中又分喷薄之势、跌宕之势；少阳为趣味，趣味中又有诙诡之趣、闲适之趣；太阴为识度，识度有闳阔之度、含蓄之度；少阴为情韵，情韵有沉雄之韵、凄恻之韵。若精力好，下个月老夫将这篇文章完工，那时再听听诸位的意见。”

张裕钊说：“大人对古文的这个发现，将可与沈休文的四声说相比！”

“你们看，对面有个家伙在偷听大人的天机！”吴汝纶神秘地指了指无梁殿外的小松树林。

“谁？好大的狗胆，我去看看。”薛福成立即起身，冲出殿外刚走几步，只见一只两尺多长的金毛松鼠，从松树枝上跳跃着逃走了。

“原来是它！”黎庶昌、张裕钊大笑起来。曾国藩一时兴起，笑道：“你们谁有本事逮住它，老夫放他一年假不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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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等人见曾国藩兴趣这样好，明知抓不到，都一齐向小松林冲去。

曾国藩背着双手，情趣极高地看着他们在松树林里奔跑，口里念道：“鹪鹩已翔乎九仞兮，罗者犹倚乎泽薮。”

“大人。”耳畔突然响起一个谦卑的声音。曾国藩回头看时，远通法师已站在一旁，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和尚。那小僧人两眼怯生生地望着江宁城里的头号人物，双手托着一个黑漆发亮的木盘，木盘上摆着一支大号羊毫，一方刷丝歙砚，两卷水印硾笺。

“大人学问淹博，尤其联语精妙，久为贫僧钦敬，早就想求大人为寒寺题一联语，只是无缘。今日万幸，贫僧恭请大人赐宝。”远通说罢，双手在胸口合十，深深一鞠躬。

曾国藩笑着说：“今日受法师款待，不容我不写了。不过鄙人对佛法素无所知，题什么好呢？”

曾国藩在无梁殿里慢慢踱步。殿堂里异常安静，水汽冲着紫砂壶盖轻轻地上下跳动，他凝视着茶壶，瞬时间有了。遂提起笔，吩咐小和尚把硾笺展开。一会儿，水印纸上现出一个个劲崛的字来：

万里神通，度海遥分功德水；六朝都会，环山长护吉祥云。

“见笑，见笑。”曾国藩把笔放回木盘，谦逊地说。

“贫僧深谢了！”远通再次合十鞠躬。

“曾大人，总督衙门来了一位老爷，说是有急事要面禀。”灵谷寺的知客僧急急忙忙走过来，边施礼边说。

“什么事？叫他进来。”

来的是督署武巡捕。他走到曾国藩身边，悄悄地说：“李制军遣弟昭庆来江宁，要向大人禀报……”

“备轿！”不待巡捕说完，曾国藩便下令。

“大人，斋饭已备好，吃了再走吧！”远通慌忙挽留。

“打扰了，下次再来吃吧！”曾国藩边说边急步走出无梁殿。他知道，李鸿章一定是遇到了难以独自做主的大事难事。

原来，李鸿章督师以来，采取了诱敌于绝地然后合围的战略和离间之计，大大地挫伤了捻军的元气，把赖文光、任化邦的东捻军引诱到山东烟台一带。李鸿章认为东捻已到山重水复的地步，准备以胶莱河为防线，将他们困死在登莱半岛。李昭庆奉命来到江宁，一来请教此法是否可行，二来求援二十万饷银。

从灵谷寺到城里的一路上，曾国藩心里就一直在揣度着李昭庆要谈的事。前方战事时有反复，令曾国藩提心吊胆，只有李鸿章用河防之策将捻军最终平息下去，方可洗去他打捻无功的耻辱。如果李鸿章也失败了，后果则不堪设想。他的这种心情，就和当年在安庆挂念老九打金陵一样。听了李昭庆的禀报后，曾国藩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没有马上表示态度，而是离开座位走到挂图边，拧紧两道扫帚眉，眼睛死死地盯着山东省。

大约过两刻钟之后，曾国藩重新回到座位上，对李昭庆说：“幼泉，回去告诉你二哥，就说我完全赞同他的这个设想，只是要提醒他注意一点：丁宝桢是山东巡抚，他的职责只是守山东，灭不灭捻寇不是他的事，防守胶莱尽量用刘省三部，而不用鲁军，前年赖文光就是冲破豫军朱仙镇防线的，丁宝桢和李鹤年是一样的思想。因此，为防万一，还要在运河设第二道防线，以潘鼎新扼守，在江苏六塘河设第三道防线，就近调鲍超、陈国瑞部防守。你今天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就回去。告诉少荃，鳖虽进瓮中，但并未到手，还有可能逃出去，不可存丝毫虚骄。至于二十万饷银，我分文不少。”

事情正如曾国藩所估计。同治六年八月十九日，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下，在海庙口以北十几里海滩地方突破鲁军防线，过潍河、潍县、昌乐，拟再渡运河，进入豫陕，与张宗禹的西捻会师。但在运河遇到了潘鼎新部的顽强阻挡，又加上大雨连绵，河水盛涨，东捻军心大乱，叛徒潘贵升乘机杀害了鲁王任化邦。赖文光率残部重上山东，结果一败于潍县，再败于寿光，两万将士战死，首王范汝增英勇牺牲。赖文光率六千人苦战逃出，准备下江苏，在六塘河又遇到鲍超的阻挡，后来虽从陈国瑞部的缺口突破六塘河，但终于大势已去，人少力弱。赖文光被抓就义，东捻军全军覆没。

捷报传到江宁，一洗曾国藩两年多来的屈辱。朝廷论功行赏，李鸿章授以协办大学士，刘铭传首倡河防之策，封一等男爵，并念记曾国藩的决策之功及转战一年多的辛劳，加恩加赏一云骑尉世职，接着又从体仁阁大学士调任武英殿大学士。不久，李鸿章、左宗棠、刘松山等会剿西捻成功，梁王张宗禹战死徒骇河边，闹了十多年的捻军起义被完全镇压下去了。曾国藩精神重又振作起来，正准备把整饬两江的事继续办下去时，官文却因阻击西捻失败之罪，被撤除了直隶总督之职，慈禧太后调曾国藩接任，并着晋京陛见，两江总督一职，则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

曾国藩这次欣然受命。其原因，不仅因捻乱平息，朝廷没有忘记他的功劳，更因他多年的明友暗敌官文彻底垮台了，他今后的仕途少了一块绊脚石，曾国荃、郭嵩焘、刘蓉、刘长佑等人东山复起也少了一重障碍。放眼今日之域中，又是湘淮军的天下！他能不兴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