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弗斯特（James Forest）

一九六八年，我和一行禅师与“和平联谊会”（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一起团体旅行，一路上会见了教会、学生团体、参议员、新闻记者、教授、企业人士和几位诗人（blessed relief）。这位穿着褐色僧袍的越南僧侣（那时四十多岁的他看起来很年轻）很快就征服了所有见过他的人。

一行禅师的温文尔雅与聪慧明理让每个遇到他的人都消除了对越南人的成见。他讲述的故事和开示满溢着昔日越南人与佛教徒的浩瀚宝藏。他对基督教的关注，甚至是热忱，常常启发基督徒以谦虚的姿态对待一行禅师的教派。

他促使数以千计的美国人，透过越南那些在古老竹林环绕的村庄里，在水田中耕作与养育儿孙的农民的眼睛看这场战争。当他描述村子里风筝工匠的手艺，那些看似脆弱的“空中飞船”（风筝）一旦直上云霄便迎风呼啸时，成人内心深处的童真莫不被唤醒。

只要和他呆上一个小时，越南的美就会萦绕在你心头，你会对美国的军事入侵给越南人民带来政治与文化上的苦难感到痛心疾首。人们破除了对意识形态的迷信，那不过是正当化战争中的一方或另一方而已。人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轰炸机横扫而过的天空，燃成灰烬的房屋和人们，活下来的孩子面对的是失去双亲与祖父母、失去爱的生活。

然而，某天傍晚发生了一件事，一行禅师不但没有唤醒一个美国人的同情心，反而激起他无谓的愤怒。当时，一行禅师正在美国圣路易郊区一座华贵的基督教教堂发表演讲。像往常一样，他强调美国人必须停止在越南的轰炸和杀戮。轮到听众提问时，一名大个子男人站起来，语气尖刻地嘲讽“这位一行先生所认为的慈悲”。

“一行先生！如果你这么关心你的同胞，你为什么在这里呢？如果你这么关心那些受伤的人，你怎么不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写到这，我没有再去回忆他说的话，而是想起当时那种无法自己的强烈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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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男子说完后，我茫然地朝一行禅师看过去。他或是其他人能说什么呢？刹那间，战争的幽灵飘荡在屋子里，快要令人窒息。

四周一片沉默。这时，一行禅师轻轻地开口说话了，沉着镇定，对那个刚刚还在责难他的男子怀着他个人真切的关怀。他的话如同浇灭大火的甘霖。他说：“如果你希望树木成长，给叶子浇水是起不了作用的，你必须灌溉树根，这场战争的大部分根源在这里，在你的国家。我要帮助那些被轰炸的人，尽力保护他们不再受苦，我必须在这里。”屋子里的气氛发生了变化。

在这男子的愤怒中，我们体验了自己的愤怒，我们透过一个被轰炸的半岛来看这个世界。一行禅师的回应让我们体验了另一种可能：用慈爱克服瞋恨的可能，打破人类历史上似乎永无止境的暴力连锁反应的可能（由一个佛教徒带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由一个美国人的“敌人”带给我们这些美国人的）。

可是一行禅师做完回应后，对主席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快步走了出去。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就跟着他出去。那一夜天清气爽。一行禅师站在教堂停车场旁边的人行道上。他就快喘不过气来——像是一个潜入深水，很久没有浮出水面换气的人。几分钟过后，我才敢问他怎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一行禅师解释说，那名男子的话让人烦乱极了。他也想以愤怒反击，所以必须尽可能缓缓地深吸一口气，好让自己冷静宽容地做出回应。但是那一口气太缓太深了。

“你为什么不对他生气？”我问，“就算是反战人士也有权利生气。”

“如果这只是我个人的事，我是可以生气。但我在这里代表越南农民说话，我必须让他们看到我们最良好的品质。”

那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时刻之一，我从那时候起就没有停止过对这件事的思考。首先，是因为我第一次了解人的呼吸方式与他如何回应周遭世界存在着某种关联。

直到最近，一行禅师才尝试教西方人禅修的方法，即他通常称之为“正念”的方法。还只是在去年，他才开始教授禅修，先是在巴黎授传几个在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团帮忙的西方朋友，后来在当地指导基督教贵格会国际中心的一个团体。现在，他终于写下这本以禅修为主题的小书——《正念的奇迹》，一本禅修的指导手册。

一行禅师是一位诗人、禅师，也是和平联谊会的联合主席。在越南，他是推动“入世佛教”的主要人物，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宗教改革，以慈悲为本，服务为怀，将非暴力反战的立场本身与救助战争受难者结合起来，做了不计其数的实事。数以千计的佛教徒，包括比丘尼、比丘与在家居士，因为他们的这些工作被枪杀或囚禁。

一行禅师在越南创立了社会服务青年学校、梵汉大学——非暴力运动早期基地的小寺院、一份反战地下刊物（由同伴高玉芳主办），以及致力文化宗教改革的主要媒介——拉波出版社。他的诗成为当代越南许多最受欢迎歌曲的歌词，那是在悲伤中依然吟咏希望的歌词。

即使被放逐，他也继续代表越南佛教联合会，在海外统筹来自其他国家对越南的援助，成为非暴力支持越南停战的一股力量。（他与马丁·路德·金的友谊，是金博士决定不顾同僚与支持者反对“混淆黑人民权和反越战诉求议题”，加入反越战行列的因素之一。就在金博士遇刺前，他提名一行禅师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他的书在越南境外出版的只有少数几本：《火海之莲》（Lotus in a Sea of Fire）、《越南的呐喊》（The Cry of Vietnam）、《步步安乐行》（the Path of Return Con‐tinues the Journey）、《禅之心匙》（Zen Keys）与《渡筏非彼岸》（The Raft Is Not the Shore）。

在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团位于巴黎的寓所，与一行禅师及其同伴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回过头来思考禅修层面在众多美国和平运动中的缺席。它的缺席解释了为什么诸多“和平”运动（也许称之为“美国撤军运动”更好些），都对佛教徒的非暴力反战活动兴趣索然。手无寸铁的佛教徒并不被真正看作“政治性的”，仅仅被视为宗教运动：与其他宗教运动相比，他们勇敢非凡、令人钦佩，然而不过是边缘运动。

美国的和平运动者可以从越南伙伴身上学到的是：除非和平运动纳入更多禅修层面的东西，否则我们对真实的感知（以及我们增进人们对状况的理解、改善局面的能力）将产生严重偏差。不管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宗教或非宗教背景，说什么样的语言，我们都会忽略一些对生活与工作至关重要的事物，就像忽略呼吸那样。

就呼吸而呼吸。呼—吸。简单专注于呼吸在禅修和祈祷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惊人的讯息。就像悬疑小说家想到将钻石藏在金鱼缸里一样：太明显以至于没有人注意。自从这个“讯息”成功越过我那套怀疑论的封锁线，我对它确信万分，主要是确信自己的体验。

禅修的难点在于：修炼的内容近在眼前，唾手可得。就像一行禅师指出的那样，禅修的机会处处都有：在浴缸里、在厨房水槽、在砧板上、在人行道或小路上、在上下楼的阶梯上、在示威警戒线上、在打字机前……可说是无所不在。有寂静无声的时间和空间，当然最好、最有益，但是这些条件并非不可或缺。禅修生活无须待在僻静的温室中。（虽然它确实需要特定的时间段，甚至是一星期中的某一天，特别专注地禅修以变得更加正念分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对这样的安息日应该不陌生。）

在怀疑论者看来，一行禅师的主张很荒谬，不过是历史终结前的一个冷笑话，是老掉牙的“神秘主义”在胡言乱语，玩弄最后一次花招。不过，和平主义者选择手无寸铁地屹立在杀戮的世界中守护生命，这信念本身也让很多人感到震惊，产生的荒谬感不亚于一行禅师的主张。

禅修只是让我们已开始的“放下屠刀”的运动迈出更实质与更深入的一步：不仅在面对政府、团体及越南解放军时坚持非暴力，更要以非暴力面对现实本身。

这是了解一行禅师曾在别处提到过的一个简单真理的方式：“缺乏慈悲的人，看不见那些须以慈悲之眼才能看到的事物。”那更为澄澈无碍的眼界使得“绝望”与“希望”产生微小却关键的差别。

写于一九七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