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办公室里常常弥漫的那种有节制的恐吓气氛此时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挥之不去，仿佛随时就要爆发的恐慌感。第一版早已经印刷出版，头版头条的标题大胆地写着：“稳操胜券！”但当时是下午六点，离投票结束还有四个小时。《每日纪事报》的总编辑冒险预测了竞选结果，以便在报纸上市时能吸引最多人的眼球。如果他的预测是对的，那就是抢到了新闻首发的先机。如果不幸猜错，那他的处境就将如同池塘水淹到脖子，而且身边围满了虎视眈眈的鳄鱼。

这是格雷维尔·普雷斯顿作为报纸总编辑经历的第一次选举，他感觉可不怎么好。从不断变化的头条标题，不停催促政治新闻记者给他最新消息以及越来越耸人听闻的训话，就可以看出他有多紧张。他几个月前才坐上这个位子，是《每日纪事报》的新老板提拔的，给他下了最简单但最不容置疑的指示，“成功”。根据签订的合同，他没有失败的余地，也永远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当然，对于之前在这里工作过却因为失败而离开的前辈，他也没表现出任何同情与遗憾。

会计人员要求公司在财政上要立刻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如此一来，无情的裁员就波涛汹涌起来。很多高层人士发现自己被“合理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经验不足但便宜得多的后来人。这样做倒是省了钱，但公司士气一落千丈。裁员让侥幸留下的员工人心惶惶，忠实的读者们莫名其妙，而普雷斯顿则时刻觉得自己的“死期”很快就要到来。面对这种糟糕的情况，他的老板打定了主意绝不施以援手。

普雷斯顿制定了增加发行量的策略，这使得报纸进入了低端市场。但要喜获普雷斯顿所承诺的丰收则还需拭目以待。这个矮个子男人刚进驻报社的时候，有着拿破仑新皇登基一般的万丈豪情。但现在焦头烂额的工作导致他体重骤降，必须要用带子勒紧裤腰带，还需要大量的咖啡才能保持清醒。不计其数的汗珠常常从头发里滴落到眉毛上，使鼻梁上那副厚厚的“酒瓶底”不断滑落，同时也冲走了他曾经的优雅从容和果断干练。曾经他十指一扣，就能有绝妙的好点子，现在一双手总是不耐烦地乱舞。内心深处的不安蚕食了他精心打造的外在权威，他再也没有那种可以随机应变的自信了。他觉得自己可能任何情况都应付不了。他甚至没心情再和自己的秘书共度春宵了。

现在的他转过身，背对着布满办公室整整一面墙，正不断播放着画面的电视监控器，面对着让他提起来就头疼的一名员工。“你这该死的怎么就知道出问题了？”他吼道。

玛蒂·斯多林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二十八岁的她是报社政治版最年轻的记者。她取代的那个高级记者得罪了会计人员，因为他采访时总习惯在沙威饭店来顿奢侈的午餐。然而，尽管比较年轻且尚算新人，玛蒂很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是能力不足的人通常会更为固执。被上司吼这种事情她已经习以为常，吼回去也是她司空见惯的拿手好戏。不管怎么说，她和普雷斯顿差不多高，“而且论容貌，也是旗鼓相当啊！”她常常这样略带讽刺地说他。是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紧盯着她胸前的双峰，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得到了这份工作，而且偶尔还能在两人的争执中占上风。她并不觉得普雷斯顿对她有性侵犯的威胁。她跟他的秘书很熟，知道他俩那档子事；而且，既然义无反顾来了南方，就得付出代价，忍受一个绑着火红裤带的矮个子男人对她上下其手。如果在这儿“幸存”下来，以后她的事业天地就相当广阔了。

她转过身面对着他，双手防备地插在那条时髦蓬松裤子的口袋里。她开了口，语气平缓，希望自己的声音不会暴露内心的紧张，“格雷，过去两个小时内我采到的每个政府议员都在降低他们的预测。我还给首相选区的选举监察人打了电话，他说民意调查看上去好像下降了百分之五。这样的数据可很难说是压倒性胜利。有什么地方不对，你也能感觉到吧？政府远没有稳操胜券，更别提高枕无忧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的报道倾向性太严重了。”

“见鬼了。选举期间每次民调都显示政府稳赢啊！你现在让我来改头版，凭什么啊？就凭你女人的直觉？”

玛蒂明白他这些怒气冲冲的话都是精神紧张闹的。所有的编辑都活得如履薄冰，生存的秘诀就是不要表现出来。但普雷斯顿将这种情绪表露无遗。

“好吧，”他咄咄逼人地说，“上次选举他们占了超过一百的多数席位。你来跟我说说，你女性的直觉认为明天的结果会是什么？民调预测的大概是七十个席位。我们的小玛蒂·斯多林觉得呢？”

她踮起了脚，这样就可以低头俯视他，“你尽管相信民调好了，格雷。但街头巷尾的事情可不像民调显示的那样。政府的支持者都没什么热情，他们不愿意出门去投票。这会给多数派拖后腿的。”

“省省吧你，”他霸道地说，“能拖成啥样呢？”

她可不能一直踮着脚。于是慢慢摇了摇头，强调自己对这件事的警惕。金色的头发扫过她的肩膀。“一周前我可能会说大概五十个，现在，我推测会少一些，”她顿了顿回答道，“可能会少很多。”

“天哪，不能再少了。我们可是一直支持着那些混蛋啊。他们必须得成功。”

你也得成功。她心里默默地说。他们都清楚这位总编的处境，他可是处在弗利特街最大的几片“沼泽地”之一。普雷斯顿只有一个坚定的政治观点，那就是他的报纸可承担不起支持失败方的后果。不过这个观点甚至都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报纸的新老板，操着伦敦做派，拿腔拿调的本杰明·兰德里斯强加给他的。这位老板身上吸引人的优点为数不多，其中之一就是绝不扭捏作态，从不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有什么问题全都开诚布公地讲清楚。他常常告诫和提醒自己手下这些已经有强烈不安全感的员工，多亏了政府的竞争政策，买十个新的编辑比买一家报纸要容易得多，“所以我们可不能支持该死的在野党，免得把政府惹毛了。”

兰德里斯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成功让自己不断扩张的“报业军”打入了政府的阵营，而他所期望的回报就是让政府给出有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当然，这样的要求并不合理，但兰德里斯从来没觉得合理要求能够激发出手下员工们最高的水平。

普雷斯顿又转过身去盯着一墙的电视屏幕，希望得到更好的消息。玛蒂再次努力表明自己的观点。她坐在那张巨大的总编办公桌一角，把那一摞普雷斯顿盲目看做“宇宙真理”的民意调查放到一边，继续有条有理地分析起自己的见解。“麻烦你了，格雷，好好想想这事吧！当年玛格丽特·撒切尔被迫辞职的时候，他们都迫切需要一种执政方式的转变。他们想要一种全新的感觉，不那么简单粗暴的，不那么专横跋扈的；他们可是受够了‘神断法’，也受够了一个该死的女人整天颐指气使。”你是最该明白这一点的人啊，她一边说着，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想。“所以他们挑选了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科林格里奇，没别的，就因为他在电视上显得信心十足，和那些小老太太能打成一片，而且看上去引不起什么争议。”她不屑地耸耸肩膀，“但他们的优势已经没了。现在的政治简直温吞吞、软乎乎的，一点能量和激情都没有。他出席拉票活动时那种感觉跟呆板的主日学校老师没什么区别。如果再花上一周听他喋喋不休那些陈词滥调，我觉得就连他老婆都会投给另一边的。不管任何事，任何人，他们就想来点新鲜的。”

普雷斯顿又从电视墙面前转过身来，不停抚摸着自己的下巴。他终于好像开始注意这件事了。这个晚上，玛蒂是第十次心想他是不是用了某种亮漆来让自己精心修饰过的头发保持完美。她怀疑那里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圈“地中海”。另外，他用小镊子修过眉毛，这点她十分肯定。

他再次对她发起抨击，“好吧，我们不要再大放厥词了，就先看看实打实的数字，好吗？多数党会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重新上台呢？”

“说他们不会就太草率鲁莽了。”她回答道。

“那我他妈的可没时间草率鲁莽啊，玛蒂。不管怎么样的‘多数’对我来说都够了。我的天啊，只要占了多数，那可是非常大的成就啊，事实上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四连胜，以前从没遇到过。所以我不会修改头版的。”

普雷斯顿说着便拿起书架上的一瓶香槟，倒上一杯，迅速结束了自己的说教。他没有请她喝，而是以在一摞纸上胡乱涂写的方式下了逐客令。但玛蒂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她的祖父可以说是个现代的“北欧海盗”，在1941年年初风暴肆虐的那几个月，驾着一支浸满水的小渔船，横渡北海，逃离了纳粹占领的挪威，还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玛蒂从祖父那里继承到的不仅仅是天生的斯堪的纳维亚面孔，还有固执认死理的性格。这往往让那些外强中干的男人感觉受不了，但她才不管那么多呢。

“你就停一会儿，问问自己，如果科林格里奇再做四年首相，我们会有什么预期？也许他人太温吞了，真的不适合做首相。他发表的竞选声明真的很轻飘，在拉票开始的第一周就被其他声音淹没了。他没有提出任何新观点，唯一的计划就是交叉手指，祈祷俄国人或是工会别惹出太大乱子。你觉得我们的国家真的希望有这样一个领导人吗？”

“玛蒂，你可是一向这么优雅从容啊，”他讽刺道，再次以一种屈尊俯就的口气说，“但是你错了。选民们需要的是团结稳定，不是什么突然的变化。他们可不希望每次抱着宝宝去散个步，玩具就被甩出婴儿车。”他灵活的手指在半空中晃动着，仿佛一位指挥家将一个走神犯错的演奏家带回到正确的音符上来。“所以啊，再来几年喝喝温啤，打打板球的日子也不是什么坏事。而且我们的好朋友科林格里奇重新入主唐宁街十号简直是天大的好事！”

“这他妈会惹出人命的。”她嘟哝着，转身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