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桑德斯已经准备加入北安多佛疗养院，尽管那里的居民完全被婴儿化了，那些患紧张性精神病的人会被拴在轮椅上。这时，有位表弟告诉谢莉，切尔西镇有一个新开业的老年之家，叫莱昂纳德·佛罗伦斯生活中心，她应该去看看。 开车距离很近，谢莉就带着路一起去参观。

路在参观的一开始就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向导提到某些谢莉几乎没注意到的东西。所有房间都是单间，而路之前参观过的每家疗养院都是双人房。失去隐私是路最害怕的事情之一，独处是他的基本需求。他觉得若是失去独处机会，他会疯掉的。

路告诉我：“我太太曾经说我是个不合群的人，但我不是。我只是喜欢一个人待着的感觉。”所以，当听说佛罗伦斯中心有单人房时，“我说：‘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参观才刚刚开始，他就已经心动了。

向导领着他们参观了整个中心，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为绿房子。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所知道的就是：“我觉得这不像一个疗养院。”

我问道：“那它像什么？”

“家。”他说。

那正是比尔·托马斯的杰作。开展起“伊甸选择”项目之后，他变得焦躁不安。他天生是个连续创业家，虽然他没有钱。他和他的妻子朱迪创办了一个非营利的组织，迄今已经为几百所疗养院的人传授了项目开展原则。紧接着，他们与人合伙创办了先驱网络（Pioneer Network），一个为越来越多的、 致力于重塑老年护理的人创办的俱乐部。它不为任何一种特定的模式背书，而只是宣传一种文化，改变老年护理目前由医学主导的现状。

2000年前后，托马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愿望。他希望像他在新柏林做的那样，从地基开始，从里到外为老年人建一个家。他把他想要建的老年之家称为绿房子。按照他的说法，他计划将这个地方变成“穿着狼皮的羊”，要让政府觉得这里像个疗养院，以便有资格得到政府拨给疗养院的费用，同时价格不能超过其他的疗养院。这个地方需要有帮助老年人的技术和能力，不论那些人的残障程度有多么严重，或者受损程度有多高。然而，它需要让居民的家人、居民及在那里工作的人觉得这是一个家，而不是一个机构。在非营利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的资助下，他和决定新建病房的参加“伊甸选择”项目的疗养院合伙，在密西西比州图珀洛修建了第一家绿房子。不久，基金会发起了全美绿房子复制倡议（National Green House Replication Initiative），在25个州支持修建了150多所绿房子——其中就有路参观的莱昂纳德·佛罗伦斯生活中心。

无论是图珀洛附近的只能容纳10多个人的第一个家，还是在佛罗伦斯中心占6层楼的10个家，原则都是一样的，都反映了其他先驱者的思想。所有的绿房子面积都不大，都是公共型的，入住人数都不超过12人。在佛罗伦斯中心，每个楼层分为两个区域，都叫绿房子，每个绿房子有10人左右共同居住。住房设计得很温馨，像家一样——摆放着普通的家具，起居室有壁炉，大家像在家里一样围着一张大桌子吃家常饭，前门有门铃。设计追求的理念是：有价值的生活是可以创造的，这里的重点是提供饭菜、家政服务和把别人当朋友看待。

这个地方的样子吸引了路——它完全没有那种令人压抑的机构感。入住以后，他发现这里的生活方式更值得珍视。他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仅仅这一点对他来说就堪称惊喜。不会有工作人员早晨7点钟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敦促每个人洗澡动作快些，帮他们穿好衣服，用轮椅把他们推到吃药的地方去排队，到集体吃饭的地方去等候。大多数疗养院（包括托马斯起步的大通纪念疗养院）认为他们必须如此，没有别的办法。为了效率，护理人员需要居民为餐厨人员做好准备，餐厨人员需要为活动组织人员做好准备，活动组织人员需要让居民腾出房间， 方便清洁人员，等等。这就是管理人员设计日程和分配责任的方式。托马斯扭转了这种模式。他拿走了管理人员手上的控制权，将它交给了一线护理人员。这里鼓励每个护理人员只管几个人，鼓励他们成为多面手。他们做饭、打扫卫生，及时处理居民的任何需求（除了医疗任务，比如，若需要给药就需要把护士找来）。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和居民接触—— 一起交谈、吃饭、玩牌，等等。每个护理人员之于路这样的人都像盖拉西姆之于伊万·伊里奇——更像是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临床医生。

路对朋友的要求并不多。有个工作人员每天见到他就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这让他很开心。他对谢莉吐露说，自己很喜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否则，他很少从别的渠道得到这种接触。周二和周四晚上，他会下楼去咖啡店，跟仍然来看望他的朋友戴夫一起玩克里比奇牌。他还教会一个中风瘫痪的人玩牌。这位瘫痪病人住在另一层楼的家里，有时候来路的房间玩。他的助手帮他拿着牌，偶尔需要的时候，路也会帮忙，并小心避免自己偷看他的牌。其他几个下午，谢莉会来看他，并会把他喜欢的狗带来。

然而，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一个人待着也很愉快。早饭后，他会回自己的房间看电视——用他的话说是：“看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喜欢了解政治状况，像看肥皂剧一样，每天都变。”

我问他看哪个频道：“福克斯？”

“不是，是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MSNBC）。”

“MSNBC？你是自由主义者吗？”

他笑了：“是的，我是自由主义者。如果吸血鬼德拉库拉（Dracula）说他是自由党的话，我会投票给他。”

稍晚些时候，他会进行锻炼，跟助手一起在楼道里走走，天气好的时候，则到户外活动。这对他很重要。在他生活在辅助生活中心的最后几个月，员工让他坐轮椅，理由是考虑到他偶尔会头晕，走路不安全。他说：“我厌恶那个椅子！”佛罗伦斯中心只好让他丢掉了轮椅，建议他试试助步车。“这件事是我主动推动的，我挺为之骄傲的。”他说。

中午，他和同屋的其他人一起围着大桌子吃午饭。下午，如果没有牌局或者别的安排，他就读书。他订阅了《国家地理杂志》和《新闻周刊》。他还有自己的书。最近他刚读完了罗伯特·卢德拉姆（Robert Ludlum）的一本惊悚小说。随后他又开始阅读一本讲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的书。

有时候，他会用他的戴尔电脑看YouTube上面的视频。我问他喜欢看哪些视频，他给我举了个例子。

“我很多年没去过中国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没去过了，“于是我说，让我去一趟成都吧。成都恰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几千年的历史。于是，我打开了电脑，敲入‘成都’二字，马上我就参观了整座城市。你知道那儿有犹太教堂吗？我不时发出惊叹声！电脑会告诉你这边有一座，那边还有一座。我迫不及待地在整个城市跳来跳去。”他说，“一天过得很快，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晚上，吃过晚饭后，他喜欢躺在床上，戴上耳麦，用电脑听音乐。“我喜欢夜晚宁静的时光。你会觉得惊异，一切都那么安静。我听轻松的音乐。”他会点开潘多拉音乐电台（Pandora），听软爵士乐、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或者西班牙音乐——想听什么就听什么。“然后，我会躺下思考。” 他说。

有一次去看路的时候，我问他：“什么使得生活对你有价值？”

他没有马上回答。

“有时候，我会觉得时间到了，那也许是我情绪低落的某一天，”他说，“你 知道吗，够了就是够了。我会对我的谢莉蛮不讲理。我会说，在非洲，一旦人老了，不能干活了，人们就会把他扔到丛林里，给野兽吃掉。她觉得我在犯傻。不！我说，我已经做不了任何贡献了。我尽在花政府的钱。”

“我不时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又会慢慢想通，嘿，事情就是这样，顺其自然吧。如果他们愿意你活着，那就活着吧。”

我们在厨房外的起居室聊天，两侧是高到屋顶的窗户。那是夏秋之交，白色的光线依旧温暖。我们看得见下面的切尔西镇，远处是波士顿港的布罗德湾，周围是海蓝色的天空。我们已经聊了两个多小时他的人生故事了，这时， 我突然觉得，记忆当中，我第一次不害怕到达生命的这个阶段。路94岁了，这当然没什么有趣之处。他的牙齿就像被推翻的石头，全身每个关节都痛。 他失去了妻子和一个儿子，不依靠助步车他已经无法走动（他的助步车前面的脚踏板上塞进了两个黄色的网球）。他有时候会犯迷糊，忘记谈话的主题。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的生活方式让他觉得自己在世界上还有个位置，他们仍然希望他活着。这让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享受同样的待遇。

对疾病和老年的恐惧不仅仅是被迫忍受对种种丧失的恐惧，同样也是对孤独的恐惧。当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他们就不再要求太多。他们不再寻求更多的财富，不再寻求更多的权力。他们只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被允许保留塑造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命故事的权利——根据自己的优先顺序作出选择，维持与他人的联系。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衰弱和依赖排除了这种自主性的可能。但我从路，从露丝·巴雷特、安妮·布雷弗曼、丽塔·康恩以及其他很多人的事例中了解到，这是非常可能的。

“我不担心未来。”路告诉我，“日语里有‘业’（Karma）这个词，它意味着，如果事情要发生，那么，我做什么都无法阻止。我知道我的时间有限，可那又怎么样呢？我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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